20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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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对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的文化
状况是几乎一无所知，仅限于Elvis, Beatles,和对其他不多的几名作家如杰克·
克鲁亚克和阿伦·金斯堡的完成任务式的浅读。我冒昧地揣测，60年代和70年代
美国青年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从6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为核心的那种对资本
主义弊端进行批判、挑战，表现厌弃、颓废姿态的有“文化内涵”的“愤青文化
”，变成了没有精神内核，涂脂抹粉、声色犬马的浮靡状态---这个过程也是整整
一代美国青年在现实社会里慢慢“成熟”，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少年英气的过程
。Eagles的Don Henly当时在感受什么？
或者，你在2002年，回想1993年的摇滚北京，回想相对贫困但是确实“有料”的
那个年代，你在感受什么？
这还令我联想到现在的美国乐坛的情况。“涅磐”之后，不再有批判现实主义的
音乐浪潮能够大面积感染青年人，形成某种思潮---或者，你颠倒一下这句话的因
果关系也未为不可。
我们不妨设想另一个情景：你背着破旧的军绿书包，里面是J·克鲁亚克的《在路
上》，耳机里放着张楚，你年轻，感性，想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攒钱买一辆最
便宜的旧吉普车，你每月只花400块钱。你来到一个沿海城市，乍一看这里的青年
们比远你富裕，比你快乐。他们有固定的场所娱乐，有开放的性观念，有亢奋的
表情和柔软的腰肢。你加入了他们，暂时扔掉了你的背包和耳机，纵情欢娱。但
是不久，你发现一切是那么枯燥，你们不过是在白白挥霍青春，你的大脑在不断
恳求你给它一点真正的刺激，而不是迪厅里的人肉味。你开始认为和他们的最大
区别是你忍受不了这枯燥，准备离开。临走前醉酒的时候，一个你认为最胸大无
脑的漂亮姑娘告诉你，其实你也一样，别看你是后来的，我们都跑不了，我们都
厌恶这个婊子城市，可是我们都是这个城市肥胖躯体的寄生虫，离开就会死亡。
你吃了一惊，但还是离开了。后来的年头里，你逐渐发胖。你总是问自己：我真
的离开了么？我比他们幸运么？
加州旅馆是一个Eagles勾画的一个文化（反）乌托邦，那里的自由也许是那个年
代的青年所受的最大的奴役。在1975年唱这样的歌，确实是对得起智力和良心的
，一点也不是无病呻吟。
Yesterday / Beatles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o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Hotel California
On a dark desert highway
cool wind in my hair
warm smell of Colitas
Rising up through the air
Up ahead in the distance
I saw a shinmmering light
My head grew heavy and my sight grew dim
I had to stop for the night!
There 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bell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this could be heaven
…Or this could be hell!"
Then she lit up a candle
And she showed me the way
There were voices down the corridor
I thought I heard them say …oh!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It's such a lovely place…
Ooh ooh it's such a lovely face and…
Plenty of room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Plenty of room any time of the year
Any time of year you can find it here"
Her mind is tiffany-twisted
She's got the bright red Benz
She's got a lot of pretty,pretty boys
She calls friends yeah
How they danced in the courtyard
Sweet summer sweat
Some danced to remember
Some danced to forget!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And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 nine"
And still those voices are calling from far away
Wake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Just to hear them say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It's such a lovely place it's such a lovely
It's such a lovely face and…
They're livin' it up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They're livin',they're livin' it up-dww!
What a nice surprise what a nice surprise
Bring your alibis"
Mirror on the ceiling
Pink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We'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s"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d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oh!
Last thing I remember
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
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said the night man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Oh! ooh, ooh, ooh all night
Sure you're right!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Wel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It's such a lovely place
Ooh ooh, it's such a lovely face "
From Hotel California (1976)
加州旅馆
开着车在黑暗的沙漠公路
凉凉的风吹在头发里
科利塔斯温暖的气息
沿着空气升起
眺望前方的远处
我看见一片微亮的光
头变得很沉眼睛开始模糊
我必须停下，停下度过这个夜晚 她站在门口招呼着
我听见了教会的钟声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儿可能是天堂
或者就是地狱!
然后她点燃了一支蜡烛
为我在前面照路
走廊的深处有声音
我好像听见它们说……呵！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多么可爱的地方
哦，哦，多么可爱的脸庞
加州旅馆有充足的房间
充足的房间，在一年四季的随便什么时候
一年四季随便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住房”
她的心是丝制的
她有鲜红色的奔驰车
还有许多漂亮、漂亮的男孩子
她召唤朋友
呵他们怎样在庭院中跳舞
跳出甜蜜的夏日的汗珠
一些跳向了记忆
另一些跳向了遗忘
我打电话给船长
“喂，请把我的葡萄酒带来”
他说，“我们这儿已很久没有酒了
自从1969年以后”
那些声音还在很远的地方响着
午夜我从床上惊醒
只听见他们说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呵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这是爱的地方．多么可爱
这是多么可爱的脸庞
他们尽情狂欢着，在加州旅馆
他们尽情狂欢着，呜!
这多么惊奇，这多么惊奇
快拿出你的辩词”
天花板上有镜子
冰上面有粉红色的香槟
她说，“在这里我们都是囚徒
被我们自己的心愿束缚”
在主人的房间
他们为宴会聚在一起
他们用钢刀叉着
只是不能刺死野兽……呵！
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是跑向大门
我想回到原来的地方
寻找来时的路
“悠着点儿!”值夜的男人说
“我们已订好了接待的程序
当然，如果你想走，可以以随时结账
只是你永远也无法离开！”
呵呵呵一整夜
对的，你是对的!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多么可爱的地方
哦、哦，多么可爱的脸庞”
200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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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评论
200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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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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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庇阿到马略的罗马大时代
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是罗马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从这个时代开始，罗马才真正成为一个无往不胜的超级强权，就其威力和武功而论，这个时代之后的罗马，想不伟大都不行了。从大西庇阿到马略的这一百年间，罗马灭国无数，所向无敌：前202年，大西庇阿击败汉尼拔，胜利结束第2次迦太基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希腊世界的霸主，马其顿王菲力普五世派兵支援迦太基，罗马在16年艰苦的迦太基战争同时(前218年到202年)，还在前215年到205年跟马其顿打了十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马其顿战争。这是一场没有决定性战役的战争，罗马全力以赴对付汉尼拔，基本无瑕东顾，双方打了十年，以和局告终。当来自迦太基的威胁被最终解除之后，罗马向马其顿兴问罪之师，公元前202年到196年打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这次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是西诺塞法拉战役(Synoscephalae)，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的军团击溃了菲利普五世的马其顿方阵(见拙作“古希腊的对外战争兼论希腊罗马的军事体制”) 。从此马其顿在希腊的霸权被瓦解。
连续击败北非的迦太基和希腊的马其顿两大强权之后，罗马又与更靠东方叙利亚的塞琉古帝国发生冲突，迦太基的征服者大西庇阿再次出马，但这次的前台人物是他的弟弟，卢修斯-西庇阿，前190年小西庇阿决定性地击败安条克三世(大帝) ，从此塞琉古王国被降为二流强权。以上这几次战争，都是在大西庇阿这一代人中发生的，前后跨度不过短短二十来年。但是罗马每次击败对手，都没有灭亡敌国吞并土地，而是留下敌国，在它的周围扶持几个对手，罗马满足于作个高高在上的仲裁者。
虽然老加图成功地在政治上击败大西庇阿，迫使他自愿放逐，但西庇阿家族在大西庇阿身后两代人的时间，仍然在罗马军政两界举足轻重：为脉络清晰起见，我们可以通过西庇阿家族来简述从这时到马略时代之间的罗马。大西庇阿有一个儿子，在西庇阿兄弟对安条克大帝作战时曾经被俘，又被释放，他体弱多病，没有儿子，所以大西庇阿这支就算断了嫡系的男嗣。在大西庇阿之后一代，马其顿新王柏修斯试图东山再起，罗马执政官保卢斯在前168年的皮德纳战役中，一劳永逸地击败了马其顿，这个王国被肢解，是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见拙作“古希腊的对外战争兼论希腊罗马的军事体制”)。保卢斯的家族跟西庇阿家族关系密切，世代友好。有多友好呢？大西庇阿的儿子无子，保卢斯把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过继给他，就是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Scipio Amelianus) ，下一代的罗马首席战将。这位马其顿的征服者保卢斯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是坎尼战役的罗马统帅。他的一个儿子过继给西庇阿家族，另一个儿子过继给费边，还有一个女儿嫁给老加图的儿子，所以跟老加图也是亲家。
大西庇阿家的第三代，在罗马史上又是了不得的风云人物：继孙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在下一代罗马人里最称知兵，战无不胜，前146年在第三次迦太基战争中，就是他率军最终攻陷迦太基城，并将它夷为平地。其实阿米利阿努斯在罗马史上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形像，相反拥有宽厚仁慈之名，将迦太基夷为平地是罗马元老院的特别指令，并非阿米利阿努斯本人所愿。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凭此战功，象他的爷爷一样也在名字后面缀上了“阿非利加” 的尊号。十年之后，前134年西庇阿再次当选执政官，出征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城邦，经过数月艰苦的围城战攻陷城池，这标志着罗马在西班牙的统治最终完全确立。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再加尊号“努曼提亚的征服者” 。在这场战争中，西庇阿手下有三个将来会震惊世界的年轻人：一个是罗马骑兵队长马略(Marius)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第二个是努米底亚轻骑兵队长，当年大西庇阿老搭档马西尼沙国王的孙子，朱古达。他将来会给罗马制造很大的麻烦，而解决这些麻烦将成就两个人：马略和苏拉。还有第三个人物，是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自己的表弟和小舅子，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lacchus)。
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在罗马史上大大有名，几乎所有研究罗马共和国向帝国演变的著作，都要从格拉古兄弟讲起。这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是大西庇阿的外孙，他的女儿的儿子，不但跟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是姨表兄弟(不过没有血缘，因为小西庇阿是过继的) ，而且他们的姐姐嫁给了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所以亲上加亲，还是郎舅关系。格拉古兄弟并非本文的主角，但是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和帝国兴起，肇因于此，对他们的事迹不得不简要叙述。
弟弟盖乌斯-格拉古此时还小，暂且按下不说。哥哥提比略-格拉古，在表兄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挂帅出征平灭迦太基的时候，就是表兄军中的军团将校。后来西班牙城邦努曼提亚反叛的时候，一开始不是小西庇阿挂帅，而是公元前140年的执政官Mancinus，大格拉古在Mancinus的军中当财政官。不过大格拉古在战场上的运气不佳，碰上Mancinus是个无能的统帅，兵败被西班牙人团团围困，最后是大格拉古出面和谈，将罗马军团和平地撤出来，有此一败，后来才刺激了罗马元老院和平民大会选择小西庇阿出来挂帅。公元前133年，小西庇阿最终平定努曼提亚的那一年，大格拉古当选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在罗马史上的重要地位，不是由於战功，而是政治改革的努力。
大格拉古当上保民官的时候，罗马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我觉得可以说，罗马共和国其实是被自身的成功压垮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随着罗马的对外征服，带来境外殖民地，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就是战争奴隶) ，这些征服来的农地，名义上是属於罗马全体公民所有，但实际上相隔太远平民没法去耕种，贵族就私占了，再用奴隶来大规模生产。规模效益再加上廉价劳动力，使得海外廉价农产品涌入罗马市场，象西西里，撒丁岛，这都是罗马的谷仓，而罗马本身的小农场无法与之竞争，大量农民破产。别忘了罗马本质上是个农业城邦，就跟古代中国一样，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奴隶从来也不是罗马社会的主要成分。这些有产农民组成了罗马军团。这些人一破产，没有财产的人是不能当兵的，兵源就出了大问题，因为罗马人相信，你必须有财产，才能跟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那些赤贫的自由平民，是不会用生命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才导致后来马略军事改革。这些破产平民仍然是自由人，只是自由得一无所有，於是涌入城市，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点象今天的民工潮，可是民工潮在城里从事生产建设，罗马的破产平民却无所事事，很多人成了大贵族家养的门客，吃白食，替贵族出行壮声势。
当时罗马的第二个社会矛盾，是有产平民及骑士阶层，跟元老贵族的斗争。这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谁的权力大？元老院还是平民大会？元老院多数成员是大贵族，执政官的职位更是在20家左右贵族世家之间来回传递，而平民大会里平民和骑士占绝大多数。那个时代罗马元老院的地位是什么呢？大家看到讲古罗马的史书，到处都提到“元老院如何如何” ，似乎元老院是最有权力的机构，其实大多数朋友可能不知道，按照罗马法律，元老院本质上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它的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才是法律，而且可以推翻元老院决议。只不过数百年来，罗马人信任元老院的指导和建议，尤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传统上基本放任元老院说了算罢了。那么谁把持平民大会呢？保民官。这是古早之前罗马贵族和平民斗争的结果：保民官向平民大会提出议案，而且听平民申诉，保护平民不受贵族迫害。怎么保护呢？法律规定保民官的身体神圣不可侵犯，谁侵犯保民官的人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保民官利用这个特权，只要自己去站在迫害者和受迫害者之间，就自然起了保护作用。保民官权力真的那么大，不受任何人管束？也不是。保民官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同一年有10个保民官，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否决别人的提案，只要某位保民官的提案有一位同事出面否决，它就无效。所以说罗马的法律体现权力制衡的原则。还有一点，保民官任期只有一年，习惯上没有连任，就象罗马执政官，法律规定不能连任，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至少间隔十年。可以说罗马的民主和法制还是很细致完善，罗马人也特别讲究法制。可是有一个致命问题：这些法律是习惯法，不是成文法，罗马是没有成文宪法的。万一保民官把持的平民大会和贵族元老院矛盾激化，谁说了算呢？
格拉古兄弟的保民官任期，就是这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矛盾的总爆发。当时还有第三个大矛盾，属於外交方面，就是罗马不给同盟城邦以罗马公民权。这个问题暂且放下不表，以后它会以更激烈的同盟战争形式爆发出来。
我觉得要说大格拉古，应该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良知的人。他本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是既得利益者，可是他当上保民官以后，有感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和破产平民的生活状况，他相信革除土地弊端有助于平民阶层生存和罗马社会安定，於是决意推动土地改革。应该说即使在罗马贵族上层，也存在清醒人士，格拉古的同道，比如同年的执政官斯凯沃拉(Scaevola) 就帮助大格拉古起草法案，他的表兄西庇阿也表示过有限的支持。我写军事文章，不准备详述属於政治经济领域的格拉古改革，大略来说，格拉古的法案重申古罗马法每家只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限制，并规定超出的部分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没有地的平民，但是国家给没收的土地一定补偿，从这点来说，还是温和的，没有把事情做绝。土地法理所当然不可能在大贵族把持的元老院通过，於是大格拉古把这个法案直接提交公民大会表决，而公民大会预料肯定会通过这个法律。
格拉古的行为，现在暴露出罗马政治制度的弱点了：一向以来的惯例，都是元老院讨论同意的法案，才提交公民大会表决，绕过元老院直接提交公民大会表决，此事没有违反法条，但是违反了罗马的习惯，而且元老院受到侮辱，格拉古就彻底成了元老院的敌人。元老院仍然想以法律和习惯以内的手段来阻止格拉古：他们在10位保民官里面找到大格拉古的好友屋大维来否决提案(注意不要和一百年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弄混) 。这是元老院想抵制某位保民官的通常做法。但是不料大格拉古作出了更惊人的行动：他起初没有料到好友会出面当元老院代理跟自己作对，在演讲里指出屋大维自己就拥有大量超标土地，甚至提议干脆自己掏钱把屋大维的地产买下来换取屋大维放弃否决(格拉古自己很有钱) ，后来看到无法说服屋大维，就在公民大会中指责对手出卖公民利益，没有资格继续担当保民官，煽动公民大会罢免了屋大维的保民官职务。罗马数百年来，从未有过保民官被罢免的先例，此事惊世骇俗，开煽动平民违反罗马习惯法之先例。但是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法案，的确在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正式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
此后格拉古去小西庇阿军中供职，参加战争，他的政敌们拿“神圣不可侵犯” 的保民官没有办法，只好静等格拉古明年卸任再秋后算帐。现在就连小西庇阿也表示不支持格拉古了。大格拉古心里清楚卸任以后失去豁免权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於是临近年底，他又做出一个没有先例的举动：竞选连任。这在当时的罗马官制当中，是不可想象的惊世骇俗之事，贵族阶层大哗。不要忘记，并非所有赤贫的平民都支持格拉古，很多人是依附大贵族的食客，所以贵族阶层能动员的平民也不在少数呢。选举日那天，格拉古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斗殴，演变成骚乱，起先格拉古派打架赢了，然后元老院大祭司纳西卡(Nasica) 带领元老和大群门客暴徒带人冲进会堂，打死了大格拉古，并抛尸台伯河。这是罗马这段时间的第一次暴力流血事件，以后这种用暴力解决政治冲突的事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直发展到正规军队向罗马进军，共和国最终灭亡。
大格拉古死后，他的表兄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回罗马凯旋，表示支持处决格拉古，三年之后，小西庇阿在家中离奇暴毙，他的死因成谜，没有历史资料确凿地揭开谜底，但是后来西塞罗公开指责是格拉古的支持者刺杀了这位罗马的首席将军，后世历史学家多数倾向同意这个猜测。
大格拉古死时，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年纪还小。十年后小格拉古踏上政坛，于前123年当选为保民官。他继承兄长的遗志继续改革，但是他的方法更加迂回，也更加注意争取尽量广泛的社会支持，小格拉古还有个优势：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当时罗马最好的。小格拉古先从收买人心做起，同时也可以收缓和社会矛盾之效：他提议由国家出资收购谷物，免费发放给罗马城的赤贫自由民。此举果然大得人心，也正因为这项法令，使得罗马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世界上任何城市的规模：汉朝的长安洛阳主要是行使政治职能，人口以政府公务员及其家属，加上必要的服务业人员构成，农民在乡下种地。而罗马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慈善中心，吸引着所有的罗马破产农民，而当时罗马的破产农民是很多的。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类似的情况。人气如此之旺，小格拉古这次竞选连任保民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与他哥哥十年前的情况相比，罗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进步了不少。前122年的第二保民官任期，小格拉古对元老贵族封疆大吏的贪腐行为发动攻击：他让公民大会通过法律，由骑士阶层组成的法庭，来审理那些控告罗马卸任总督贪污腐化的案件。以前这类案件一直由贵族法庭审理，被告从来都是无罪释放，而改由平民法庭审理之后，被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有罪。当时和后世的书讲起这段，都说元老贵族如何如何腐化，其实大多都带有一定的反元老院情绪。当时贵族阶层无疑腐化严重，例如元老院首席斯考卢斯(Scaurus)。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也是贵族和骑士平民阶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非所有被指控并由平民法庭裁判有罪的案例都是证据确凿，有被告在后来史书上风评不错的例子。
导致小格拉古倒台的，是他的第三项改革法案：授予意大利盟邦罗马公民权。这项远见的改革本来有利于缓解盟帮和罗马的矛盾，可是却遭到骄傲的罗马公民一致反对，这下子，短视而骄傲的贵族，骑士，贫苦自由民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小格拉古，小格拉古竞选第二次连任失败。这个问题既然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却又无可回避，那么就只有在后来用战争的血腥方式解决了。小格拉古的任期接近尾声，在投票表决是否取消北非的罗马殖民地的那天，意见不同的两派发生冲突，执政官Opimius说服元老院相信小格拉古正在阴谋不利于共和国，集合暴徒袭击了小格拉古的支持者，小格拉古逃离现场，后来命令自己的奴隶杀死了自己。
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失败了，表面看来元老院和大贵族占到上风，可是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在斗争中双方都有越来越强的暴力倾向。一开始大家还试图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当无法解决时，开始打法律的擦边球，当双方都发现依赖暴力是一个似乎容易的解决方法时，暴民政治成了政治制度的烈酒和毒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暴民政治不是解决争端的良药，反而是鸦片，双方从这里开始，以后将进入一轮又一轮的暴力升级，元老院在使用暴力占到上风的同时，其实也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事情发展的必然结论，就是暴力的极至--有组织的军队介入。而缔造并使用这支军队为共和国敲响丧钟的两颗罗马将星，已经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那是马略和苏拉。
以下各章，我将追踪这两位对手的军事生涯，剖析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得失成败，并介绍他们成为主角的5场战争：朱古达战争，对条顿和辛布里人的战争，同盟战争，米特里达提斯战争，和罗马内战。当战争的尘埃落定，苏拉头戴胜利者的桂冠，站在舞台聚光灯下谢幕，接受幸存罗马人的膜拜时，他身后站的是这样几个人：卢古卢斯，克拉苏，和“伟大的人” 庞培。你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名字很熟悉？不错，因为共和国的丧钟已经敲响，凯撒，凯撒就要来了。
朱古达战争：马略和苏拉的出头之日
按照普鲁塔克名人传的说法，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 出身骑士阶层，公元前155年生于Arpinum城，这个城市早在前188年就已经集体获得罗马公民权，所以马略倒也算罗马人。按照现代史家的说法，马略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是家道比较殷实，并不象普鲁塔克说的那么贫寒。无论在古典史家还是现代史家笔下，马略都是一个典型的外粗内细的形像，他受过完善的教育，但是厌恶希腊文化，威严朴素，有点不善言辞，他是个天生的军人，而且是“士兵的将军” ，喜欢跟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御下颇严但是赏罚分明。公元前132年小西庇阿带兵围攻西班牙努曼提亚的时候，马略才二十多岁，是罗马骑兵队长，曾经在西庇阿面前单打独斗阵斩敌将，表现出来的勇气给西庇阿印象很深。有一次饭后闲谈，小西庇阿说道谁能接替自己罗马首席大将的地位的时候，直言不讳地对马略说“就是你” 。战争结束后，马略回到罗马进入政界，前119年当过一任保民官，曾经竞选营造官和司法官都失败过，终於在前115年当上司法官，卸任之后以同司法官头衔去远西班牙行省作战。前111年回到罗马，当时已经44岁了，骑士阶层出身的马略到目前为止还是走得平平稳稳，虽然年龄大了点，但毕竟已经跻身罗马上层社会。那一年他与罗马的名门世家凯撒家族联姻。
马略一生都只适合当军人，从来都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大的战争的话，这块军人的好材料，只怕也就从此埋没了。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果然来了。这就是朱古达战争。
1．战争的起因
我们还记得，当年一代名将大西庇阿和战略之父汉尼拔争雄的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北非的努米底亚王国从一开始支持迦太基，到后来支持罗马，努米底亚骑兵对扎马决战的胜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年轻的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极受大西庇阿器重，战后成为北非最强大的力量，罗马有意让马西尼沙和战败的迦太基互相制衡。马西尼沙一直是罗马忠实的盟友，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罗马夷平迦太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马西尼沙跟迦太基的争执。马西尼沙后来活到90岁才死，也算多福多寿。他有三个儿子，两个都死在自己之前，剩下的这个儿子Micipsa于公元前148年继任国王，倒也顺理成章。但是再下一代国王，就出问题了：Micipsa国王自己有两个儿子阿德克巴(Adkerbal)和辛普萨(Hiempsal)，另外还有一个侄子，是已经死去的马西尼沙另外一个儿子Mastanabal的私生子，就是朱古达。这叔伯兄弟三人从小在宫里一起长大，朱古达年长，也最有能力，Micipsa国王当然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不好明里加害朱古达，正赶上公元前132年西庇阿-阿米利阿努斯出征努曼提亚，於是派朱古达率领努米底亚骑兵在西庇阿的指挥下，作为盟军参战。国王的意思，明里是锻炼年轻人建功立业，实际可能希望朱古达到两军阵前送死。这样，朱古达跟罗马的骑兵队长马略就成了同事。一场战争下来，朱古达不仅没有战死，而且获得了战功和声望。他在小西庇阿麾下看明白两件事，一是罗马人排兵布阵的军事制度，二就是罗马当时贵族阶层贪污腐败的风气。
应该说Micipsa国王还真得算一个老实人，当了三十年国王，虽然心里忌惮朱古达，可是最终也没有公开加害，反而在死前三年正式收朱古达作义子，前118年老国王去世，王国平分3份，可是两个嫡系王子就心里不平了。丧事完毕，朱古达提议有必要废除国王在位最后5年的政令，因为老王最后几年脑子已经糊涂，很多是乱命。这个提议本来也合乎事实，另外两个王子也承认，可是弟弟辛普萨王子出言讽刺，不但完全赞同老国王最后5年已经神智不清，而且特别提起收朱古达作义子是3年前的事情。兄弟俩跟义兄朱古达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朱古达当初没有发作，过数日，三个人分别带人马去努米底亚王国国库所在地，朱古达突然夜袭辛普萨营地，杀了辛普萨。哥哥阿德克巴和朱古达公开翻脸，双方都派使者去罗马申诉。罗马承认既成事实，将努米底亚王国平分两份，朱古达在西，阿德克巴在东。但是两个人谁也不服气，争斗已经无可避免。
公元前112年，朱古达派遣小股兵力袭扰，想激怒阿德克巴首先进攻，这样罗马那里阿德克巴就显得理亏了。阿德克巴不理，朱古达索性主动进攻，两军开战，会于首都塞塔城下Cirta，朱古达发动夜袭，阿德克巴丢失营垒，逃入塞塔城闭门死守。塞塔当时不仅是首都，还是北非贸易重镇，很多罗马的意大利盟邦都有商旅在这里做生意，开战以后，意大利侨民和当地居民一道帮阿德克巴抵抗朱古达。因为罗马是双方的宗主，阿德克巴和城里的罗马及意大利侨民两度遣使向罗马元老院告状。朱古达想快刀斩乱麻，却围攻5个月拿不下城市，罗马使团抵达塞塔，意大利人以为战争结束，压迫阿德克巴开城放下武器，结果朱古达不顾罗马使团到来，背信弃义，乘机虐杀阿德克巴，并将塞塔城里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外加所有武装的意大利人全部屠杀。朱古达成为努米底亚唯一的统治者。
朱古达如此胆大妄为，罗马当然不能答应，公元前111年，罗马执政官贝斯提亚Bestia提兵2万兴问罪之师，朱古达战争正式爆发。
2。朱古达纵横捭阖
罗马的军事威力，当时还的确不是朱古达的努米底亚骑兵所能够抵抗的。那个时代，罗马的步兵军团对骑兵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朱古达在政治上却善於利用罗马的弱点。他向贝斯提亚求和，答应交纳30头战象，一些金银，马匹，和其他牲畜。贝斯提亚允和而退。这样不痛不痒的和平条件，罗马居然就草草结束了一场战争，后世罗马的历史学家认为是朱古达成功地贿赂了罗马统帅和高级军官。另一个解释是，罗马当时已经感受到日尔曼民族森布里人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当时森布里人已经两次大败罗马军团，罗马人以为他们是两百年前占领罗马城的高卢族裔，相当紧张，所以急于结束北非的军事行动。森布里和条顿人与罗马的战争，开始时与朱古达战争平行，我们还要在下一章系统叙述。这里先搁下。总之，罗马第一次以执政官大军远征朱古达，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罗马元老院对这个和平条件非常不满，甚至对统帅贝斯提亚开展调查，同时宣召朱古达来罗马朝见，向元老院当面谢罪。朱古达也是胆大，居然就孤身犯险，亲身来到罗马城。朱古达明白元老院表面气势汹汹，其实绝大多数元老，都是可以收买的腐败份子，朱古达这次大量带来的，不是卫士，而是金银。他不仅打通大贵族元老的关节，而且收买一个保民官，来否决另一个保民官起诉朱古达的动议，最后朱古达不仅从罗马全身而退，迫使罗马接受既成事实，甚至还收买刺客，刺杀了自己的表弟Massiva，因为元老院召Massiva来罗马想以他取代朱古达的努米底亚王位。传说朱古达离开罗马的时候，曾经充满轻蔑地评论说“罗马，a city for sale and ready to perish if it finds a buyer” 。
过了一年，罗马大概醒过味儿来，觉得不对，於是前110年新执政官阿比努斯Albinus再出兵攻打朱古达。朱古达手下尽是骑兵，北非又地域广阔。当时的骑兵在战场上打不赢步兵，但是机动能力还是优于步兵。朱古达奉行游击战术，故意避战，阿比努斯抓不到朱古达军队，一年无功，到年底，执政官任期将满，阿比努斯把北非的军队交给弟弟同司法官奥鲁斯Aulus代领，自己回罗马主持明年执政官的选举事宜。奥鲁斯代理司令，领军进攻朱古达国库财宝的所在地苏图尔城Suthul。这次朱古达迎战了：朱古达贿赂了3个罗马军团的首席百夫长，让他们夜里打开营门，朱古达再玩拿手好戏夜袭，事发当夜，受朱古达贿赂的罗马盟军利古里亚步兵大队(意大利北部今天伦巴底地区米兰附近的人) 和色雷斯骑兵阵前倒戈，罗马军大败，且战且退，天亮退到附近一座小山上死守，被朱古达围困。奥鲁斯与朱古达谈判，朱古达答应放残余的罗马人一马，但是要罗马军队遭受轭下之辱。
3．平定朱古达：马略和苏拉登上舞台
罗马人受不得如此侮辱，从此反而专心作战。他们选派的前109年执政官统帅，是梅特卢斯Metallus。梅特卢斯素称知兵，所属的梅特利家族Metalli，又是罗马世家望族，最近几十年来取代西庇阿家族，成为罗马最有影响最有地位的贵族世家。他的叔叔昆图斯-塞西里乌斯-梅特卢斯，38年前曾击败马其顿最后一次死灰复燃的努力(第4次马其顿战争) ，也拥有“马其顿征服者” 的称号。而梅特卢斯出征北非的副将，就是马略，当时罗马城平民党所拥戴的人物。
梅特卢斯和马略都是军事行家，出手就给了朱古达一个下马威，这就是穆图河战役Muthul。此战朱古达仍然采用拿手的游击战术，事先设埋伏于穆图河附近高地的山坡草丛之中，但是罗马步兵防范周密，在行军中发现这个圈套，於是在梅特卢斯和马略的指挥下，变行军队形为战斗队形，从山脊下到河谷平地列阵，朱古达看到罗马军已有防范，於是派骑兵扼守周围高地和山谷口，再以骑兵主力袭扰罗马军团。本来这是个经典的山地伏击战，可惜努米底亚骑兵的战斗力敌不过罗马步兵，正面交战被罗马击溃，朱古达带亲兵逃离战场，从此以后一般不敢再跟罗马军团主力正面交战，而单纯采用游击袭扰战术，发挥自己骑兵的机动优势。但是游击战能否成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士气：试想一次次正面交战失败，只敢偷偷摸摸打了就跑，这对士兵的信心会产生什么影响？梅特卢斯和马略也十分谨慎，为了防止遭受朱古达骑兵突袭，他们一般都是各自统领一半兵力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同年梅特卢斯率罗马主力围攻扎马城，马略率领几个大队罗马步兵去附近Sicca城搜集粮草，朱古达看准机会，让部下的罗马降兵守扎马城，亲率主力奔袭马略偏师，马略见朱古达势大，令部下白天且战且退，夜间摆脱朱古达，与梅特卢斯主力汇合，但马略也不是兵力薄弱就一味示弱，在与梅特卢斯会合前不久，朱古达占领了一座罗马将要放弃的营寨，马略突然率2千骑兵杀回马枪，全歼了冒进的努米底亚军。罗马军野战得胜，但是扎马城防坚固，久攻不下，这一年的冬天来临，双方各自回到冬季营地。
前108年，梅特卢斯的执政官任期结束，因为战功而被元老院授权，以同执政官身份继续统帅北非的罗马军团。这一年，原本归顺罗马的北非瓦加城Vaga反叛，倒向朱古达，并尽数屠杀罗马守军，梅特卢斯闻报大怒，跟马略两人连夜起兵，夜间行军穿越沙漠和山地，白天突然出现在瓦加城下，用自己手下服役的努米底亚骑兵骗开毫无防备的城门守军，一鼓杀进城池，纵兵大掠。但是战后梅特卢斯并不愿意处罚瓦加城原来守将图皮里乌斯Turpilius的玩忽职守之罪，因为图皮里乌斯是梅特卢斯的亲信。马略不吃这套。在马略看来，军中玩忽职守就要治罪，赏罚分明才能治军，於是牛脾气上来，非要逼着梅特卢斯处死了图皮里乌斯。这件事之后，马略和梅特卢斯将帅失和，成了公开敌人。
促使马略和梅特卢斯敌对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个性冲突，二是权力竞争。梅特卢斯是贵族将军，马略是士兵的将军，喜欢跟士兵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而且体恤纵容部下，经常纵容士兵随意抢劫战利品，因此在军中比梅特卢斯更得人心。马略也有政治野心，他已经通过从北非回罗马的商人和骑士，对罗马城的平民施加影响，造成舆论声势，似乎要打赢北非的战争，非马略出来统帅不可。罗马城的平民也愿意追捧这个平民出身的将军。马略呢，顺势就表现出回罗马竞选前107年执政官的意愿。梅特卢斯心里清楚，目前的有利局面是他和马略两个人联手打出来的，而他自己是统帅，他想再延长同执政官的统帅身份一年，把战争胜利结束，不愿为别人作嫁衣裳。马略如果回去当选明年执政官的话，势必亲自出任明年的北非统帅，那么自己这两年的辛苦便成就了马略。因此梅特卢斯以军中需要为理由，故意阻挠马略回罗马竞选。直到冬季休战，马略公开要求请假，实在拖不过了，才在选举前10天放人，而马略硬是日夜兼程从北非及时赶回罗马，并顺利当选前107年执政官。现在，马略是罗马城里平民势力的宠儿。
这年冬天，梅特卢斯仍然想提前结束战争，他又一次在战场上击败朱古达，迫使朱古达前去投靠丈人，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Bocchus，借兵再战。而马略，则在为明年自己出兵北非作周密准备。马略意识到，这几年朱古达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并不是朱古达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强，而是机动性优于罗马步兵，而罗马军团要抵消这种机动性劣势，最好的办法就是稳扎稳打，占领一地巩固一地，采取铁壁合围的策略。一旦能把朱古达的机动范围限制住，那么在战场上，朱古达不是罗马人的对手。可是过去这些年，罗马兵少，只能狗熊掰棒子，结果无论在战场上打赢多少回合，只要抓不住朱古达本人，仍旧无济于事。那么关键就是要召集足够的兵力。可是罗马当时的情况，大量自耕农破产涌入城市，成为流氓无产者，而流氓无产阶级是不能服兵役的，因此罗马兵源枯竭。马略的办法，就是改革招兵方式，专门招纳那些一无所有的自由平民，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给他们工资，让他们劫掠，并许诺退役之后分给田地。这些士兵平时没有生活来源，国家发饷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不用回家耕田，可以长期服役，於是业余的全民皆兵罗马体制，向职业军队演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马略军事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样一来，原先那支与共和国命运休戚相关的自耕农军团，就变成了只效忠给他们发饷的将军的职业军团，这些兵油子，生活来源和未来的前途都是率领他们的罗马将军个人给的，所以只知有将军，不知有共和国。这，就是共和国最终崩溃的军事原因。
马略的兵役改革虽然在历史上意义重大，但是马略本人当时肯定没有想这么多，他是个好将军，但是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这个改革虽然是罗马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直接的诱因，只是马略想多招士兵打赢朱古达战争而已。顾剑的评价，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马略和西庇阿将略风格的不同：如果换了西庇阿，他肯定要从出奇制胜上想办法，或者设法用拉拢毛里塔尼亚等外交手段，孤立朱古达并获得足够的骑兵支持。西庇阿的思考方法更加取巧，更加天马行空。而马略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马略的思考方法更实际，更有逻辑，也更有操作性，因此比西庇阿的思考方法更象一个罗马人：他从逻辑和制度层面入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战场艺术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公元前107年，新任执政官马略带领大批援军渡海抵达北非，接管梅特卢斯的战争指挥权。梅特卢斯气得没有跟马略见面办理交接，就提前走了。马略手下除了大批步兵军团，还有大批从意大利盟邦召集来的骑兵，而召集编组和指挥这些骑兵的任务，马略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罗马贵族，他的财政官，名叫苏拉。
按照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介绍，苏拉的家族是罗马望族科涅利家族的没落一支(我们知道西庇阿家族也属於科涅利家族) ，苏拉的祖父做过执政官，但是因为贪污丑闻而被放逐并没收家产(“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苏拉家里不算有钱，但是至少能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贵族中时髦的希腊文化熏陶，苏拉金发蓝眼，脸色苍白，喜欢低级趣味，隐约有过度酗酒留下的红斑，他个性开朗而随和，不象马略那么严厉，象希腊人那样喜欢戏剧，这点也跟马略形成鲜明对比。苏拉给马略当财政官，召集意大利盟军骑兵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我们将会看到，苏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天赋很高。
马略和苏拉在一起，两个一代天骄，再加上充足的兵力，这份量绝不是朱古达和他的老丈人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所能抗衡的。马略谨慎，一开始先稳扎稳打，让新入伍的部下打些小仗，逐渐适应战争。然后突然来了个去年梅特卢斯式的大胆穿越沙漠进军，奇袭Capsa城，杀所有成年男子，其余人口贩卖为奴，所得的钱分给士兵。然后再围攻努米底亚的国库所在地，高高建立在Muluccha河边山上的一处要塞堡垒。围攻过程中有一天，一名利古里亚士兵(米兰附近的人) 搜集蜗牛当粮食，无意中发现一条通向山上的秘密小道，报给马略。马略命令5名罗马号手，4名百夫长，和少量士兵仅背短剑，带轻小盾牌(军团步兵一般都是长方的重盾) ，悄悄掩上山埋伏，正面罗马军团主力结龟甲阵攻坚，吸引守军注意，战斗激烈的时候，上山埋伏的罗马士兵突然吹响号角，虚张声势，结果守军以为后路被抄，城已攻破，於是争相逃命，努米底亚的国库就这样轻易被马略拿到手里。
在这一年将近尾声的时候，马略率军向塞塔城的冬季营地回返途中，朱古达和博库斯又对罗马军发动两次骑兵突袭，结果两次都是一开始取得成功，但罗马人很快站稳脚跟，反击将朱古达击败。这样接连数次下来，努米底亚人沮丧地认识到，无论怎样出敌不意也没有用，罗马人几乎是不可击败的。博库斯国王开始丧胆，单独向马略求和。马略派苏拉两度出使博库斯的宫廷，就是这两次谈判，使得苏拉开始扬名天下。
苏拉第二次出使的时候，身边带了骑兵卫队和一个轻装步兵大队，总共大约5，6百人，由博库斯的儿子Volux王子护送，途中遇到闻风赶来的朱古达军队在附近扎营。当时的形式很微妙：博库斯国王和朱古达国王是松散联盟，各自有军队，博库斯跟罗马谈判瞒着朱古达，而苏拉并不肯定博库斯有多少诚意，现在非常担心Volux王子是把自己带进朱古达的圈套里。但是苏拉毕竟胆大，沉得住气。他不信任Volux，就让Volux离开罗马营盘，但是坚决拒绝部下干脆杀死Volux的建议，结果Volux提议苏拉和他自己一起从朱古达的营地穿过去，表示自己的诚心，也谅朱古达不敢有什么异动。苏拉呢，也就大胆拿自己性命赌上这一把，结果还真是平安到达博库斯国王的宫廷。与此同时，朱古达也派遣一个使团来见博库斯。国王一时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是要背叛朱古达呢，还是背叛罗马好。最后由於苏拉的外交技巧加上罗马的势力，博库斯国王邀请苏拉和朱古达一同出席三方会议，席间擒获朱古达，交给罗马。至此，朱古达战争才以罗马的胜利告终。
我个人评价，应该说朱古达是一个熟练的政客，具备一代枭雄的政治手腕和眼光，他登上努米底亚王位，几次大败罗马执政官大军，甚至孤身闯罗马还能全身而退，主要不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是充分地利用和暴露了罗马政治的腐化。但在战场上，朱古达并非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将军。朱古达后来被押到罗马，在马略的凯旋仪式上献俘阙下，罗马士兵在抢他的金耳环的时候甚至扯掉了他的半边耳朵。朱古达入狱之后6天饿死在黑牢中。
这次战争前有梅特卢斯作统帅，后有苏拉办外交，马略的作用并非是最重要的，但他毕竟彻底打赢了一场别人旷日持久打不下来的战争，这个战争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马略进行了征兵制度改革，对日后共和国的灭亡起到重要作用，二就是马略和苏拉分别从中赢得了声望，从此站在罗马舞台的中心。
马略拯救罗马
对於马略来说，朱古达战争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他军事上最大的成就，是对付森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战争，马略将因此被称为“森布里人和条顿人的征服者” ，“第三位罗马之父” 。
1．临危受命
森布里人和条顿人原先是居住在今天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日尔曼民族，日尔曼语中森布里是“劫掠者” 的意思。他们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进入高卢，并与罗马人发生战争。对这次战争更具体的描述，可以参见莫谈国史(神州遗少)的“民族大迁徙史话”系列里的第一篇“条顿悲歌” 。我在这里不想比他写得更详细，也不可能更有文采。我写这一段的角度，是从罗马这一方面；写这一段的目的，则是重点讲清马略和苏拉这两个人物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围绕马略和苏拉，我们后面还有同盟战争，米特里达提斯战争，罗马内战三场战争呢。
简单地说，森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南迁给罗马造成的麻烦，在朱古达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阿姆布昂人(Ambrones) 属於凯尔特种族，是随同森布里人和条顿人南迁的盟军。他们最开始是迁移到南欧巴尔干半岛，前113年(还在罗马正式出兵征讨朱古达之前两年) ，罗马执政官加博Carbo带大军前往弹压，森布里人最初并无与罗马作战的念头，态度恭顺，加博挑起衅端，主动袭击日尔曼人。他跟当时多数罗马人一样，以为这些人属於凯尔特种族，两百多年前凯尔特人占领罗马的历史阴影(前390年)，使得罗马人戒心很重，忍不住想先发制人。加博挑衅的结果，就是执政官大军在诺里亚战役中遭到可耻的失败(Noreia，今天卢布尔雅那山口附近)。这次战役之后，日尔曼人并没有进军意大利，而是从巴尔干西迁到高卢境内，攻击凯尔特人。
罗马人和森布里人的第二次大战发生于高卢的罗讷河谷。公元前109年罗马下决心解决朱古达问题，那年新当选的两个执政官，梅特卢斯带部队去了北非，马略是他的副将，另一个执政官西拉努斯Silanus则同时带大军北上高卢，结果，西拉努斯几乎全军覆没，执政官本人阵亡。森布里人又一次没有乘胜追击。他们志在寻找一块自己的土地安身立命，对征服罗马没有兴趣。再过两年，前107年跟马略一起当选执政官的隆格努斯(Longinus)带兵与森布里人的另一个凯尔特盟邦提古林人(Tigurini) 交战于今天法国与瑞士边境地区，结果执政官阵亡，战败的罗马军队遭受轭下之辱。
森布里和条顿人身材高大作战勇敢而且人数众多，他们用窄盾，戴铜头盔身披锁甲，兵器以短矛战斧为主，生产力不发达所以铁剑不多，前排士兵用铁链缠腰连成一排，冲锋的时候，这种发出摄人呐喊的人肉“铁甲连环马” 阵势，令罗马步兵感到恐怖。从前113年到107年，虽然他们数次让罗马执政官大军惨败而归，但是每次都没有动摇罗马国本，也没有乘胜追击。罗马胜利结束朱古达战争之后不久，前105年，森布里和条顿人卷土重来，这次在今天的法国南部里昂附近，与罗马8万正规军会战于阿劳西奥(Arausio) 。此战罗马倾其全力，集结了两支兵力，当年执政官马利努斯(Mallinus Maximus) 和同执政官开皮奥(Caepio，106年的执政官) 各率一支执政官大军，马利努斯的副将，是前执政官，卸任的元老院首席斯考卢斯(Scaurus) ，罗马军如果加上辅助部队和随营勤杂人等，总数接近12万。森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加在一起大约30万，但这是全族人口，其中能战之兵颇难精确估计，有说法大约在一半左右。双方序战，副将斯考卢斯全军覆没，他本人被擒杀。之所以特别提到此人，因为在几乎所有史书当中，斯考卢斯都是最为贪污腐化的一个罗马大贵族典型，当初在朱古达问题上罗马几度纵容几度失策，此人“居功” 不小，但毕竟斯考卢斯被俘之后表现还真是英勇不屈的。序战之后两天，10月6日双方决战，两位罗马统帅隔河为阵互不协调，结果阿劳西奥一战，8万罗马正规军总共16个军团灰飞烟灭，外加上辅助兵力的大部分。现代的罗马史大家Scullard在著作中认为阿劳西奥战役的损失数字被古典作家夸大了，但无论如何，起码大家公认，这是坎尼会战之后罗马最大的军事灾难，(如果不是比坎尼更大的话)。比坎尼更加糟糕的是，现在罗马社会变迁，自耕农兵源已经枯竭，经此一战，原来的那种公民军队几乎被杀光，只能更加依赖马略所创造的职业军队了。
国家危难之际，最慌张的当然是那些人民群众，公民大会越来越多地干预习惯上属於元老院的军事决策，在元老院已经证明了其昏聩无能之后，罗马平民自然把刚刚从朱古达战争中凯旋而回的大兵将军马略，视为罗马唯一的救星。而马略呢，我始终觉得其实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党人，更多地是个个人野心家，一方面利用平民的支持向上爬，另一方面内心急于获得那些元老贵族的承认，想真正进入上流社会。马略在政治上比较幼稚，朱古达战争凯旋之后，穿着凯旋的紫袍就跨进了元老院。古罗马时代，紫色染料必须从一种稀有的海生贝类里才能获得，非常珍贵，因此紫色不仅昂贵，而且是地位尊崇的标志。凯旋的英雄特许穿紫袍，但穿这套衣服进入元老院就是大不敬，必须换镶紫边的白袍。这有点象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将穿明黄色闯进紫禁城一样。马略如果是个成熟的政客的话，不会忽略这些细节，将他内心的傲慢自负表现出来的。
由於平民大会的疯狂支持，也由於元老院黔驴技穷，马略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前104年执政官，然后才回罗马举行凯旋式，按照当时法律，缺席当选违宪，而且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有十年间隔，就连百年前大西庇阿那样如日中天的威名声望，也必须遵守这个规定，而马略的上一次执政官任期，仅仅在3年之前。事急从权，通权达变，固然可以理解，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罗马当时纲纪废驰的一面，人民越来越不把法律当回事了。
2．马略练兵
马略带领非洲归来的老兵加上新征召的破产平民组成的5万军队，赶赴高卢南部的罗讷河前线，日尔曼部落却已经离开那里，漫游去了西班牙和莱茵河两个方向。这给了马略三年充裕的时间来训练部队，完成他的军事改革计划。前面提到，征兵制度改革在马略的第一个执政官任期就已经开始了，现在的改革，更多地是战场军制：军团扩充到6千人，仍然是三线阵列，但原先仅仅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的大队，现在成了基本作战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营，每军团十个大队，每大队6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从约60名士兵充实到百人。三线式阵列基本不变，但不再按年龄分青年中年老年兵，而是混编入大队。每线大队数4，3，3，依然是棋盘格排列。军团正面缩短，纵深加厚。原先的辅助部队，投石兵，轻步兵都取消，外包给意大利盟邦来充任。另外，就是给每个军团授予固定的番号和银鹰标(后来改成金的) 。军团徽标以前也有，那时用鹰，狼，熊，马等5种动物，并未固定为鹰。
以上这些措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但严格地说，史书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出自马略本人之手，哪些是马略承认了别人的做法。“马略军事改革” 是一个笼统的称呼。
在训练方面，马略请来角斗士训练罗马兵的击剑技巧，用地狱训练的方式来磨炼士兵的体力和耐力，为了减少随营人员和驮兽，增加部队机动力，马略手下的士兵必须背负全部武器辎重和三天粮食，全天强行军，傍晚还必须筑垒扎营。所谓“马略的骡子” ，本意是指马略军中一种驮架，背在士兵背上装载辎重。换句话说，马略把士兵当骡子使，久而久之，“马略的骡子” 就引申成了那些老兵自嘲的用语。马略甚至命令士兵开凿一条运河来改善军需补给。现代罗讷河水下考古已经发现了这条运河的遗迹，大约有5-8英里长，从而证实了古书上的记载。
在战场指挥上，马略不如大西庇阿那样智能天纵，神出鬼没，但马略却具有超常的组织能力，也是教练天才，最好地体现了“慈不掌兵” 的原则，所以他能将那些罗马城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和流氓无产者新兵蛋子，训练成一支求战欲望强烈的精锐之师。当然，他能获得这3年的练兵时间，也实在是幸运。在此期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部下士兵，或者是罗马平民，都清楚日尔曼人迟早是要杀回来的，决定共和国命运的末日之战终究不可避免。因此，马略破天荒地连续当选前103，102，101年的执政官。这在罗马法律制度中，是史无前例的做法，从另一方面来讲，也严重破坏了权力制衡的原则。
三年之后，日尔曼人铺天盖地地杀回来了，这次他们真的要向意大利进军。
3．祖国之父
马略并不清楚森布里人和条顿人会走什么路线南侵意大利。当时有三条可能的路线：西路经罗讷河谷进入利古里亚，这一路马略本人扼守。中路是翻越阿尔卑斯山隘，这是当年汉尼拔挑选的入侵路线，现在由前102年马略的执政官同事，卡图卢斯(Catulus)带兵防范。东路靠近现在的威尼斯地区，由苏拉驻兵。这是他首次在军事上独当一面。苏拉这些年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苏拉的资历比马略浅得多，朱古达战争最后一年，他是马略的财政官，但是此人办事能力极强，抓获朱古达就是他办到的。因为他的贵族出身，罗马城的贵族党人声称是苏拉真正打赢了朱古达战争。这令马略心里十分不快。两人最初的芥蒂，就是这时种下的。马略当时没有对苏拉怎么样，因为苏拉毕竟太年轻，对马略还形不成什么威胁，反而可以作一个得力助手。马略练兵的这些年，苏拉也干出不少漂亮事情，先当副将(Legate)后当军团将校(Military Tribune) ，马略练兵之时，苏拉成功地击败并俘虏了Tectosages部落头人Copillus，还使马西人Marsi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苏拉也看出马略对查获朱古达之事耿耿于怀，估计在马略手下干不出更大的名堂，於是投奔了前102年马略的执政官同事卡图卢斯，受到重用，现在单独率兵把守意大利半岛的东北入口。
古时候人打仗，很少遵循集中兵力的原则，一是因为军事科学不发达，想不到这一点；二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原始，兵力太多就无法依靠劫掠来养活部队。事实证明马略的分兵把口还是正确的。日尔曼人也是兵分三路：条顿人和阿姆布昂盟军从马略防守的西路进军，森布里人在中央面对卡图卢斯，而他们的Tigurini人盟军从苏拉的东路进军。苏拉轻易挡住规模不大的东路军，中路卡图卢斯无法守住正面太多的山口，於是放弃前沿防御战略，率罗马军败退到阿迪杰河，再退到波河后面据险防守，挨过前102年的冬天。这一年决定性的大战，发生在马略和条顿人之间。
马略练兵三年，对周围地形非常熟悉，但是对手下士兵的战斗力还不放心，他比较慎重初战，坚守营垒不去理会条顿人的百般挑衅，一方面憋一憋士兵的求战情绪，另一方面让士兵先熟悉蛮族的行为方式，适应了就不会恐惧。马略还利用一个叙利亚女巫的胜利预言来鼓舞士气。条顿人和森布里人曾经数次全歼罗马军团，以为罗马人害怕不敢迎战，於是绕营而过。马略却悄悄地拔营尾随条顿人身后。普鲁塔克说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整整过了6天才走完，极言其人数众多，近代罗马史权威德尔布卢克认为这是夸张，实际没有这么多人。几天以后，马略率军尾随条顿人到六盘水地方(Aquae Sextiae) ，扎营取水的时候，罗马阵营中意大利北部利古里亚盟军，跟阿姆布昂人发生遭遇战，罗马军主力逐次投入，演变成一场对阿姆布昂人的硬仗，结果攻过河去，击败了3万阿姆布昂人。这次战斗条顿人没有卷入，德尔布吕克认为实际规模没有普鲁塔克记载得那么大。这场战斗，可以视为持续三天的六盘水之战的序幕。
所谓“条顿悲歌” ，就是那天晚上罗马军团收兵回营之后，所听到的条顿人撕心裂肺的彻夜号哭，其声苍凉悲怆，如裂帛，似狼嗥，那种野兽濒死之际所发出的绝望长啸，在我想象中，大概天龙八部结尾，乔峰临死前发出的叫声，就是这样的。这种声音由数十万人口中发出，与百年前垓下之夜的四面楚歌之声，几可东西辉映，直听得罗马人心中说不出的恐惧，据普鲁塔克记载，就连一世枭雄，鬼神无惧的马略，都不免心惊胆战。
第二天双方都没有出战，积蓄力量部署兵力。第三天，罗马人与条顿蛮族之间的决战展开。马略老谋深算善用地利，抓住蛮族刚勇有余而缺少算计的特点，命令罗马军团在山坡上列阵，而且背朝日光和风向，这样就可以利用高度优势抵消日尔曼人冲锋的动量，因为条顿人多用短矛战斧等重兵器，仰攻不利。前两次冲击的锐气是最厉害的，然而再衰三竭。罗马军团的投射兵器居高临下威力倍增，而重步兵排成密集队形，以重盾联成盾墙，一步步将条顿人往山坡下面推去。马略本人就在第一线挥剑执盾参与作战。两军从山上打到平地，正在此时，马略战前在平地战场背后森林埋伏好的3千士兵从条顿人背后杀出，一举完成合围。六盘水之战惨烈非常，除了罗马合围得彻底，和蛮族视死如归以外，不要忘了日尔曼人都是举族迁移，那些条顿人的妇女也拿起武器加入战斗，当形势绝望的时候，她们先杀死自己的老人幼童，然后集体自杀。古书上记载，延续三到四天的六盘水之战，蛮族死亡12万人，仅数千人被俘，但是德尔布吕克认为此战的规模被古书夸大了。无论如何，此战可以说同时也是一场种族灭绝，从此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这两个民族，已经从地球表面抹去了。这片地方尸横遍野，书上说很多年以后土地都特别肥沃，马赛附近的葡萄园，都是随地拣起累累白骨垒起的篱笆和围墙。条顿王条顿伯德，有的记载说他当场阵亡，有的说他先杀出战场，后来被俘，第2年献俘罗马之后被杀。
消灭条顿人之后，马略又连续当选前101年的执政官，退守波河的卡图卢斯以同执政官身份继续领兵，跟从东路赶来的苏拉合兵抵抗势力大得多的森布里人。而马略先回罗马，然后领兵增援卡图卢斯和苏拉，三人汇合总共5万5千人，度过这年冬天。
第二年开战前，森布里人起初还不知道条顿人的命运，还在等待条顿人前来汇合。而马略也就是在此时改革了罗马的传统标枪：标枪自来都是铁头加短铁柄，插入长木柄，两段结合处以双销钉固定，而马略将双销钉里的一个，由铁制改为木制，这样平时没事，实战投出击中目标以后，木钉受力过大会裂开，整个标枪就断为两截，可以防止敌人拣起这些标枪投回来。
公元前101年罗马和森布里人之间的决战费尔凯莱战役(Vercellae) ，马略苏拉和卡图卢斯都在，总司令是马略。卡图卢斯的两万余人在中央，承受森布里“人肉铁甲连环马” 的主要冲击，马略的3万2千人部署两翼，他本人自居左侧。普鲁塔克对这次战役的记载，是以失传的苏拉回忆录为蓝本的。据苏拉和卡图卢斯后来一致宣称，马略故意这样部署，是为了由自己独占包围击败森布里人的功绩。但是后世研究军事史的专家，认为普鲁塔克这段记载含混不清：主要是两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在作战过程中没有记载主帅马略的行踪？森布里人的1万5千骑兵是出现在罗马的哪一侧翼？据比较现代的研究推测，可能是当时战场比较混乱，马略先发动罗马军团侧翼迂回，而侧翼和中央之间的罗马步兵防御线经受了森布里骑兵的突击，并将蛮族骑兵击败，然后罗马侧击森布里主阵线。这次战役比六盘水之战规模更大，也同样惨烈，战役最后森布里人的妇女都拿起武器，先杀死己方的逃兵，再杀死自己的孩子，最后自杀。据说总共6万森布里人被俘，12万人被杀。这个数字应该也是有所夸大的。但森布里人，古日尔曼语中的“劫掠者” ，曾经令罗马人闻风丧胆的民族，从此不存在了。
在费尔凯莱胜利的战场，马略获悉自己刚刚被罗马缺席选举为明年，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这是他的连续第5个，总共第6个执政官任期，史无前例。马略笃信早年巫师的一个预言：他一生注定将7任罗马执政官。马略回到罗马，与卡图卢斯一道举行了凯旋式。欣喜若狂的罗马平民大搞个人崇拜，称马略为“第三位祖国之父” 。第一位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洛，第二位是前390年高卢人占领罗马城前后的卡米卢斯(Camillus)，他挽救罗马于危亡，击败高卢人，一生5任独裁官，4次凯旋式，马略改革之前几乎全套的罗马军事制度，都是出自卡米卢斯之手。马略与这两人相提并论，足见他现在已经站在一生事业的最高点，军功和荣耀的高峰。
转折：马略的下坡路和苏拉的上升
本章将叙述同盟战争和两次罗马平民党政治改革的风波。由於马略所犯的政治错误，在这十年里，他渐渐丧失政治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苏拉的幸运之星冉冉升起。
1． ?马略的手腕
公元前100年马略的第6执政官任期，可以看作对他征服日尔曼蛮族的奖赏。太平岁月对於马略这个天生的军人来说，是个难耐的时期。更糟糕的是，马略本人不甘寂寞，他有政治野心，却缺乏必要的政治远见和技巧。马略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相反，他的野心很大，而且也会耍政治手腕。他的问题在於，他的野心过大，却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原则性来支持，最终害了他自己。马略的出身，使得他深受罗马平民拥护，而且那些军队老兵也爱戴他。但是马略内心里却还想获得贵族的承认，他倚重平民党，但那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平民党人。马略主要倚仗和利用平民党领袖，保民官萨图尼乌斯(Saturnius) 。萨图尼乌斯在前103年马略在高卢练兵的时候就当过一任保民官，做过一些好事，比如通过法令为朱古达战争中的罗马老兵分配土地，放逐阿劳西奥战役中丧师失地独自逃生的两名罗马败将。公元前100年，马略的这个新任期，萨图尼乌斯又当选保民官。此人其实并非善类，与过去的格拉古兄弟相比，暴戾之气甚重，干事不讲原则不择手段，常常依靠暴民政治来达到自己目的。比如这次再度当选保民官，就是萨图尼乌斯收买刺客，刺杀了自己的竞选对手得来的。
马略和萨图尼乌斯走得很近。马略支持萨图尼乌斯提议，为这次战争退役的老兵分配土地，并寻找土地来源。其实这要算马略的一个政治错误：他应该自己来做这件事，而不是通过萨图尼乌斯，这样才能收买人心。而萨图尼乌斯每次通过法律，都是用自己控制的一帮暴民用武力在街上和大会堂里面打出来的。换句话说，萨图尼乌斯这种暴民政治手段，实际是以反民主的手段来追求民主。马略为什么借重暴民政治呢？因为他要对付自己的政敌。
马略的最大政敌，是当年朱古达战争时期自己的老上司，现在罗马的首席贵族，梅特卢斯。据记载梅特卢斯不但军事上有一套，而且个人操守很好，在当时贵族生活糜烂腐化的整体风气下，要算是个难得的好人。马略等闲搬不倒他，这次玩了一个心机：当时正值公民大会和贵族元老院争夺权力最紧张的时候，萨图尼乌斯提出分配土地的农业改革法，同时提议，元老院必须保证服从公民大会通过的任何法律。这违反了一向以来元老院对军事外交事务的垄断，也意味着元老院的权力将被永远置于平民之下(以往惯例是元老院讨论通过的法案才提交公民大会表决) 。大多数贵族迫于萨图尼乌斯的压力，表示愿意宣誓服从，但马略在元老院里，公开表示，决不能屈从于萨图尼乌斯，过几天元老们正式宣誓时，他将誓死也不服从。马略还撺掇梅特卢斯和他一起抵制，梅特卢斯承诺了。到元老们在公民大会表态的当天，马略突然改变态度，率先宣誓，结果将梅特卢斯晾在那里，梅特卢斯是个有原则的人，讲过的话绝对算数，於是成了唯一公开抵制的贵族，其结果，是愤怒的公民大会决定梅特卢斯是罗马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放逐。梅特卢斯就这样被逐出罗马政治生活。
但萨图尼乌斯的暴民政治过於嚣张，没人能控制他，英语里把这种人叫做loose cannon，萨图尼乌斯帮助朋友竞选明年(前99年) 的保民官，居然再次用卑鄙手段谋杀政敌，他的暴徒支持者占领议会大讲坛，终于引起元老院的反弹。元老院宣布国家处於危险中，命令马略召集军队平乱。马略立即抛弃萨图尼乌斯(有人猜测一部分原因是马略害怕萨图尼乌斯在马略老兵里面的威望过高)，打散了他的支持者，萨图尼乌斯后来被敌对的暴民所杀。这样一来，马略讨好了贵族元老院，却失去了平民党的大部分支持。由此可见，马略不是不懂玩弄政治手段，但是却缺乏远见和原则。他本质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并非什么平民党人。
马略卸任执政官以后，以祭司的身份去小亚细亚旅行，很可能又在筹划对东方新兴势力，小亚细亚半岛上本都王国的战争。这几年，马略和苏拉的关系非常紧张，起因还是抓朱古达那件事，当年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后来在神庙里立了一座表现苏拉擒获朱古达的塑像，苏拉自己也喜欢炫耀，甚至订制过一枚同样题材的绘图戒指作签名用。马略闻听，嫉妒得发疯。后来，又加上苏拉认为马略在费尔凯莱战役中损人利己，故意独吞战功。两人成了公开的敌人。罗马贵族党有意追捧这颗政治新星，而苏拉在基本无战事的这十年间，也确实干了些漂亮事情，地位逐渐上升。前98年苏拉竞选司法官失败，前97年终于选上，受命去小亚细亚半岛，跟新兴的强国本都王国办理交涉。卸任后，又以同司法官的身份领兵出征，驱逐了本都在附近小国扶植起来的僭主国王。再于一次小规模战争中击败了亚美尼亚国王。后来还和更靠东方亚洲腹地的帕提亚帝国发生首次接触。总的来看，从前100年到前99年这十年间，苏拉一直在缓慢地稳步上升，而马略无仗可打，政治影响力在走下坡路，但是苏拉的战功和地位，还是跟马略远远无法相提并论。改变两人实力对比，最终让苏拉跟马略平起平坐的，是另一场战争，意大利同盟战争。
三十年前，小格拉古曾经提议授予意大利盟邦公民权，结果改革失败自杀。前91年，继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尼乌斯的两次改革失败之后，平民党又有了一位新的改革领袖，保民官德鲁苏斯(Drusus) 。德鲁苏斯与格拉古兄弟有些相似，出身大贵族，受过良好教育，人品高尚，能言善道，是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保民官一开始，觉得由平民和骑士组成法庭审判贵族封疆大吏的贪污案，结果总是有罪，不甚公平(当年小格拉古通过的改革)，於是立法取消这个法庭。为了大大地补偿平民阶层，他又提议授予盟邦普遍罗马公民权，并提升骑士进入元老院。德鲁苏斯立法的结果，是两边都给得罪了，他象小格拉古一样，在公民权问题上遭到贵族平民一致反对，又象大格拉古一样，被政敌以暴力消灭。德鲁苏斯的死，标志着罗马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双方都习惯诉诸暴力，象他这样正直和平的人，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德鲁苏斯于前91年被刺，意大利盟邦对于和平获得罗马公民权彻底绝望。他们多少年来为罗马提供部队，流血流汗征服世界，征服来的土地是罗马人的，不是罗马公民没份儿。罗马倒也经常赠与盟友个人公民权，但那都是个别赠与，罗马人对自己的公民权太骄傲了，绝不会大规模成批授予盟邦的。心怀怨望的各个意大利城邦终于爆发反罗马统治，争取罗马公民权的起义。公元前91年，意大利城市Asculum第一个揭竿而起，随后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都起来反对罗马，“同盟战争” 正式爆发。
2． ?同盟战争
以往罗马的征服战争，一般在意大利境外，对付的是组织纪律不如罗马人的民族。这次，意大利各城邦长期跟罗马协同作战，用同样的装备，遵循同样的战术，懂得罗马人一切的取胜之道，而且意大利半岛处处烽火，战火直接烧到罗马城外。罗马和反叛的同盟各自动员了差不多十万军队，也有资料说罗马对意大利联盟兵力对比是1比2劣势。罗马在两年之内阵亡三名执政官统帅，病死一名。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基本集中在前90年和89年，但是以后很多年，米特里达提斯战争和罗马内战期间，罗马与个别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息过，要清晰地追述这场战争的进程很难，如果大致地归纳一下，同盟战争在罗马城南北有两大战场，意大利联盟城市主要集中在半岛中部和南部，支持罗马的大城市，只有埃特鲁里亚(Etruria) 和乌布里亚(Umbria) ，再加上大多数坎帕尼亚地区(Campania)的城市，以卡普亚为首(Capua) 。其他城市都反罗马。意大利联盟参照罗马体制组织同盟，也有两名执政官，12名司法官，5百人的元老院。
在罗马以北战区，罗马执政官统帅雷提里乌斯-鲁普斯(Rutilius Rupus) 面对同盟方面的北方军统帅希洛(Silo) ，主要任务是守住皮西努姆(Picenum)和坎帕尼亚地区(Campania)。雷提里乌斯手下有5名罗马副将，其中一个是马略，另一个叫森奈乌斯-庞培(Cnaeus Pompey Strabo，后来“伟大的人” 庞培的父亲。很多史书称其为斯特拉博。本文称老庞培) 。在南方战区，另一名罗马执政官卢修斯-朱利奥-凯撒，对付同盟方面的南方军统帅穆提卢斯(Mutilus) ，凯撒(不是后来的凯撒大帝，凯撒大帝当时只有10岁) 手下也有5名副将，其中包括苏拉，克拉苏(就是击败斯巴达克起义，前三头同盟的那个) ，和小梅特卢斯(被马略放逐的老梅特卢斯的儿子) 。苏拉当时资历尚浅，当副将理所当然，可是马略为什么只是副将呢？三个原因，一是他年已65岁，精力不济，二是罗马元老院不喜欢他，三是罗马惯例，现任执政官在场一定是最高统帅，其他人无论资历多深都只能作副手。同盟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战场分散，有一系列的围城战和运动战，双方力量犬牙交错，不是两支大军正面交锋，而是很多支分队各自交锋，所以各个副将一般都是独立率领分队作战。
公元前90年对罗马相当不利。在北方，副将老庞培围攻首先反叛的Asculum城，被城中出击，连败两阵，自己反而被困在Firnum城，后来得到罗马援军里应外合，击溃围城的敌军，再次进逼Asculum，这座城市直到前89年才被罗马攻陷，守将服毒并自焚，罗马人没收全城财产，杀死所有有身份的居民，剩下的居民被迁走。北方军其他部队在前90年也是连战连败，只有马略可以自保，罗马北方军总司令，执政官统帅雷提里乌斯将折损一半的副将Perperna的部队合并到马略麾下，并自将中军跟马略会合。下一步行动，雷提里乌斯想要攻打同盟中的马西人(Marsi) ，马略认为条件不成熟，建议不打，但是雷提里乌斯执意作战。他让马略和自己的两支部队分别从Tolenus河上下游的两座桥渡河，结果他的兵力半渡中了联盟北方希洛的埋伏，被杀8千人，执政官本人阵亡。马略的渡口在下游，见到河面漂下来的浮尸，知道不妙，急令部队加速过河，然后突袭占领希洛的大营。这样算把败局扳回来一点。雷提里乌斯阵亡之后，本来应该任命最资深的副将马略接替，但是元老院不喜欢马略，改命开皮奥(Caepio)接任北方军统帅。开皮奥轻信敌军主帅希洛的和谈要求，希洛给开皮奥送去两个奴隶，冒充自己的儿子，来当人质，邀请开皮奥出营谈判，开皮奥受骗，被希洛伏杀。马略代理指挥北方军以后，故伎重演谨慎初战，先坚守挫折敌军的锐气，再进军，终于打了胜仗。再后来，南方军的苏拉领兵前来支援，马略和苏拉合兵，终于一战而胜，杀希洛指挥下的联盟军6千人。
再说南方战场，罗马人在南方的形势比北方要好，虽然前90年也是屡遭挫折，但是没有北方那么惨，而且苏拉在这两年的战争中表现耀眼，成为新的战争明星。战争一开始，罗马南方军总司令，执政官凯撒在萨姆尼特人手里先败一阵，损兵2千人，然后副将克拉苏在路卡尼亚地区(Lucania) 再败一阵，被困于Grumentum城。联盟军司令穆提卢斯提兵入侵坎帕尼亚地区，占领重镇诺拉城(Nola) ，然后连下数城。罗马南方总司令凯撒前来迎战，恰好当年朱古达的儿子Oxyntas正在穆提卢斯的联盟军中，出面喊话，招降了罗马军中服役的努米底亚骑兵。穆提卢斯占到上风，想乘胜击溃罗马南方军，主动进攻凯撒的营地，结果被击退，罗马骑兵乘胜追击，杀联盟军6千人。总的来说，前90年罗马和联盟在南方战场呈拉锯状态。年终的时候，罗马执政官凯撒病死。
战争第2年，公元前89年，罗马新选执政官，因此换帅：北方军总司令是执政官波西乌斯-加图(Porcius Cato) ，南方军总司令职务，干脆交给还不是执政官的苏拉。那年的另一位执政官是老庞培，他在半岛东海岸独立作战，继续专心围攻Asculum城，并同时截杀了一支横跨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山脉的联盟军1万5千人，杀敌5千。这支联盟部队是去策动并支援罗马盟友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 反叛罗马的。这一年，罗马北方军司令加图又战败阵亡。而在南方战场，苏拉表现神勇，在西海岸的坎帕尼亚地区，苏拉三战三胜，阵斩敌将Clentius，然后向罗马在意大利的宿敌，萨姆尼特人地区进军。联盟南方主帅穆提卢斯就是萨姆尼特人，领军挡住苏拉必经的山路，苏拉假作和谈懈怠敌人，乘夜拔营溜走，只在营地留下一名号手作疑兵。苏拉再杀回马枪，击败联盟军。这一切，都是苏拉不顾背后联盟军仍然占领的诺拉城还未克服，大胆实施战略机动而获得的。苏拉后来还再次击败萨姆尼特人派出的诺拉城援军，并主动增援北方战场，也取得了胜利。前89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苏拉声望日隆，被选为前88年执政官。这一年，联盟军北方主帅希洛，被罗马将军小梅特卢斯击败阵亡。
同盟战争并不是罗马在战场上打赢的。前90年，罗马执政官南方军统帅凯撒在病死前，提出了“朱利亚法案” ，授予全意大利忠於罗马的那些城邦以罗马公民权，作为奖赏。这是罗马人在公民权问题上让步的开始。不久以后通过的另一个法案，给所有反叛的城市60天时间，只要在期限内改变立场，也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再后来，连期限也不规定了，只要意大利城市放下武器，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意大利联盟各城市逐步放弃抵抗，这场战争主要打了两年，但是象萨姆尼特人这样罗马的几百年宿敌，后来一直在与罗马军队作战。
顾剑的看法，同盟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因为它是由罗马人的愚蠢引起的。第一，公民权问题早在格拉古时代就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第二，罗马人在战场上又打了胜仗，可是同盟城市却达到了发动战争的所有目的，等於罗马人在一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谁说只有晚清中法战争才有“不胜而胜，不败而败” 的咄咄怪事了？罗马人两千年前就这么蠢过来。
这场战争真正的胜利者有两个：一是得到公民权的意大利各城市，二是苏拉。
巨变：进军罗马和马略的奥德塞
意大利同盟战争渐渐平息，老庞培和小梅特卢斯等罗马将领，仍然在意大利境内进行扫尾的围攻战，而马略苏拉等罗马中枢人物，已经把眼光投向海外，准备发动新的征服战争，因为只有对外征服，才能带来财富，声望，荣耀，和权力。
1． ?捉放曹
关于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六世的崛起(Mithridates VI, king of Pontus)，种种前因后果，我将在下一章里集中叙述。与本章主题相关的，是马略和苏拉之间争夺对本都王国远征军统率权的政治斗争。对外征服意味着荣耀和权力，苏拉是前88年的现任执政官，又是去年同盟战争里的明星，获得统帅权应该说顺理成章。但是马略也对这次远征垂涎已久，早在十年前他刚卸任执政官的时候，就曾经到东方旅行筹划战争了。马略当时已经67岁，在同盟战争中的表现不如苏拉那么耀眼，他最显赫的战功，对森布里人的胜利，当然不是苏拉当时可以相比的，可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人民总是健忘的，尤其是追星族更加健忘。马略天天去竞技场，跟那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们斗剑摔跤，以证明自己体力没有问题。这种老黄忠似的精神可嘉，可是场景却未免常常让观众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但马略决非黔驴技穷，他有他的王牌，平民党新领袖，本年度保民官萨尔皮西乌斯(Sulpicius) 的支持。萨尔皮西乌斯现在是罗马城里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
作为新的罗马平民领袖，萨尔皮西乌斯可不是格拉古兄弟和德鲁苏斯一流的谦谦君子，他跟以前的萨图尼乌斯一样，酷好暴民政治，而且犹有过之，他身边常跟随一批党徒，谁敢反对他，当场暴打，甚至格杀，这批党徒里面还有精选的5百人，号称他个人的影子元老院，种种情形，跟1933年纳粹上台前的褐衫冲锋队有得一拼。萨尔皮西乌斯暴戾有之，但我觉得可能不象罗马历史学家说的那么坏，古书经常有夸大的情况，无论是元老院的贪腐无能，还是暴民的可怕，恐怕都有夸张。无论如何，萨尔皮西乌斯也做好事：他提议重新分配罗马新公民的选区划分。经过同盟战争，大批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可是新公民如果能跟老公民一样一人一票，那真正的罗马人不是说话不算数了吗？罗马的选举实行选区制度，叫做“部落Tribe” ，从古代部落民主制留下来的，选举时候不是每人一票，而是每个部落一票(今天美国选总统的选举人制，追本溯源就在这) 。传统上罗马公民分35个部落投票，而新公民在8个新部落里投票，这样，新公民就只有8票，尽管新公民每个部落的人数远远多过旧罗马部落。这很明显不公平，所以萨尔皮西乌斯提议将新公民平均分配到各个旧部落里去，这样一来，罗马的旧部落也要被大批新公民所控制。苏拉为首的元老派当然不答应，而马略，无论他真实意愿如何，最起码他需要平民党支持他获得统帅权，作为交换，当然支持这项改革。
问题是萨尔皮西乌斯现在势力太大，元老院想反对也没有办法，法律上，只要马略出任统帅的法案在公民大会表决，元老院就无权反对。因此前88年的两位执政官，苏拉和庞皮乌斯(Pompeius Rufus，也是苏拉的亲家) 想了个立法程序抵制的办法：元老院下令，由於祭祀需要，本年度剩下的几个月不办公，一切法律表决暂停，明年再说。这下萨尔皮西乌斯可不答应了，他是个无法无天之人，闻讯带领3千徒众上街，向元老院进发，谁敢阻拦必然饱之以老拳。两位执政官当中，庞皮乌斯见机得快，脚下抹油溜了，苏拉呢，尽管在战场上明察秋毫，这次却不识时务地没有及时跑掉，被暴徒发觉，追得满大街抱头鼠窜，好不容易看到一所大宅还算平静，慌不择路进入避难，进去了定睛一看，不由得“叫一声苦，不知如何” 。
冤家路窄啊，苏拉偏偏跑到马略的家里来。
大家毕竟同事一场，要说马略应该不至于就把苏拉悄悄闷死，扔在后院井里。可是只要马略将苏拉交给门外鼓噪呐喊的群众，苏拉还能有活路吗？可是马略这次心慈手软，也可能是低估了苏拉的能量，他演出了一场捉放曹：马略要苏拉向门外的群众宣誓取消立法禁令，然后悄悄把苏拉从后门放了出去。很快，马略如愿被选举为罗马对本都远征军的统帅。
以上是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的记载，但是普鲁塔克也说，按照苏拉本人回忆录声称，他是被“革命小将” 抓住，拎去马略宅子的。
实在也难怪马略低估了苏拉的胆大妄为，在当时的罗马，没有人能想到苏拉会做出以后几天那么绝的事情来。
2． ?进军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声丧钟
马略毕竟天真，他以为获得统帅权就天下大吉，派人调动正在诺拉城集结的罗马军主力6个军团。诺拉城当时还在萨姆尼特人手里，同盟战争还没结束呢。
苏拉逃出城去，星夜驰入诺拉城外罗马军营。这些军团是最近两年由他一手带出来的，他对士兵的忠诚有信心。不错，军队忠於苏拉，可是就连忠诚的士兵们也没有想到，苏拉宣称共和国处於危急之中，号召军团跟他进京“清君侧” 。要知道，数百年来，带兵进京等同谋逆大罪，从没有将领可以带兵入罗马城。就连苏拉手下的贵族军官们，尽管同情苏拉，都纷纷从军中逃走，去帮助防守罗马。可是自从马略的征兵制度改革以后，罗马军队的性质已经变了，普通士兵的忠诚不是对共和国的，而是对他们的统帅个人的，因此士兵坚定地追随苏拉，进军罗马，并杀死元老院来使。
马略和平民党闻讯大惊，谁也预料不到这种大逆不道之事会发生，可是真的发生了，他们却没有办法应对。罗马元老院数次派人劝止苏拉，先呵斥，再让步，后哀求，苏拉只将谈判当作缓兵之计，进军步伐毫不放松，马略和萨尔皮西乌斯急切间找不到可用的军队，因为罗马城本身不能驻军，他们想武装奴隶，连奴隶都不响应。苏拉兵临城下，以3个军团占领两座城门和台伯河上的一座桥梁，自率3个军团入城，平民党的那些“褐衫冲锋队” 根本不是正规军对手，一哄而散，苏拉这次并不想过於扰民，他和赶来的执政官同事庞皮乌斯甚至分别亲自巡夜，约束军队纪律。但是对於马略党的骨干人物，苏拉绝不放过。
平心而论，平民党跟苏拉一样也是依靠暴力，也是违法作乱的，从大格拉古时代暴民政治开了头，以后很少能说出谁对谁错。可是苏拉进军罗马，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他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以后的罗马将军纷纷效法。共和国的第一声丧钟，由苏拉敲响。
马略手创了这样一支职业军队，可是他自己看不出这项改革的政治意义，不会运用这个工具。苏拉看出来了，运用了。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马略和萨尔皮西乌斯够横了，可是苏拉，唯有苏拉，才体会出“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的精髓啊。
3． ?马略的奥德塞
马略和萨尔皮西乌斯哪里去了？他们分别逃出罗马城。苏拉下达通戢令，萨尔皮西乌斯不久后在外省被抓获，处以极刑，首级悬挂在罗马城门示众。但马略一直未被抓获。他逃亡的经历，在古代史家的笔下被描写得曲折精彩，跌拓起伏，简直是又一部荷马史诗“奥德塞” ，很难让我相信那都是真的。在没有其他材料证伪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姑妄言之，追踪一下这段传奇吧。
马略和他的儿子小马略逃出罗马之后，总的想法是去北非。那里有很多朱古达战争之后留下的马略老兵，努米底亚国王也是马略的朋友。但是全意大利都在追捕马略父子。某天夜里，马略派儿子去一个农场找点吃的，小马差点被官兵抓住，藏在一辆运豆子的大车上躲过搜捕。马略久等儿子不来，只好带几名剩下的随从登上一条开往北非的船。这样父子就失散了。小马后来找到船只，自己逃到努米底亚国王处，还算顺利。马略自己却一波三折，他坐的船遭遇风暴，被吹回意大利海岸，上岸后刚想喘息，又遇到官兵，而且官兵发现了马略。还好附近海面有一艘路过的商船，随从急忙架着年近70的马略跳下水，游上商船。官兵在岸边喊话，叫船家靠岸，捉拿朝廷要犯。船家倒是真够义气，就是不靠岸，马略算是躲过一劫。
可是船家也怕顶上“窝藏朝廷钦犯” 的罪名，第二天行驶到意大利Liris河口，对马略说补充食水，顺便上岸休息，把马略骗上岸，船家自己扬帆开溜，马略就这样又被晾在意大利海岸。马略没办法，徒步逛到附近一户农家要些吃的，农家的老人人很好，知道马略是要犯，把他藏在河岸边一个岩洞里。可是官兵来附近搜查，马略听到动静草木皆兵，以为老人出卖了自己，慌得自己跳出岩洞，想躲到河水里，结果反而暴露目标，被官兵从河里捞出来，浑身尽是污泥浊水，连衣服都丢掉了。想马略一世英雄，这次真可谓“龙遭浅水” 啊。
这里离开罗马还远，官兵抓住马略没有立即处置，而且马略数十年的威望摆在那，当地官府还真不敢轻易动他，於是先把马略羁押在一户农家，现在话讲，叫做“监视居住” 。这家女主人范尼娅(Fannia)离婚独居，无巧不巧，这离婚案子还是当年马略当执政官时候亲自判的。那么毕竟是恩是仇呢？这就难说了。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是仇，范尼娅后来以德报怨。当初范尼娅跟丈夫闹离婚上公堂，是因为想要回嫁妆。但是她与人通奸在先，丈夫知道，所以不答应还嫁妆。马略判案的时候，将范尼娅通奸的事情揭出来，令范尼娅的名誉蒙羞，所以普鲁塔克说是仇。但是另有资料表明，其实马略对范尼娅有恩，因为马略将嫁妆判给了范尼娅，只是因为通奸，象征性地罚了范尼娅4个小钱。我个人的判断同意后一种说法：范尼娅是乡下农妇，又不是贵族闺秀，名誉哪有钱来得实惠来得重要？大笔嫁妆拿回来了，那才是真的，通奸罚了几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么？
既然有恩，那当然马略在范尼娅家受到良好的照顾，附近的农户也都来看他。我说马略骨子里不算平民党，那是从政治上说的。对於这些村夫来讲，马略这个平民出身的昔日大英雄，仍然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呢。官府不好处置马略，这样养着也不是办法，不知为什么，想了个奇怪的解决方案：他们居然雇佣一名森布里人刺客，来暗杀囚犯。官府以为森布里人跟马略深仇大恨，下手当然不会留情。可是这名刺客见到马略，被他的英雄风范吓倒，居然扔了刀抱头鼠窜。走笔至此，我突然觉得名人传里的这段情节，怎么跟中国古时候的章回小说这么相似啊？这的确是正史第一手资料，可是现在读来，戏说的成分太重。也许，英雄的际遇，本来就不能以常理度之？
马略最后还是被农户们放跑了，这次他坐船出海没有再遇风暴，航行到西西里岛登岸取水的时候，又受到官兵袭击，随从被杀16人。一行人登陆北非，打听到儿子小马略的消息。小马在海上还算顺利，逃到努米底亚国王Hiempsal的宫廷。国王倒是热情接待，没有为难小马，但是国王毕竟不想跟罗马作对，他限制小马的行动自由，不让他乱跑，等於是软禁起来。而小马呢，大概是泡妞高手，居然让他泡上了努米底亚国王的妃子。人家由同情而生爱，最后帮助小马逃离宫廷，与刚刚逃到北非的马略会合。
马略父子这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颇有传奇性，大多数情节，恐怕也只能当传奇来听。但是有一点是真的：马略已近7旬高龄，还能在如此艰苦的流亡日子里坚持下来，他必然有他的精神支柱。那是什么呢？原来马略早年看到一只鹰巢里有7头小鹰，后来有预言家对他解释，这预示马略一生会当7次执政官。马略笃信命运，他当时只当过6次执政官，既然还有第7执政官任期，那么肯定他将来还会打回罗马去。这种对胜利和命运的迷信，所有古代的伟大人物都一样，不但马略和苏拉如此，就连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后世的拿破仑，莫不如是。
那么毕竟这个七次执政官的预言灵验吗？
4． ?“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马略父子在北非招兵买马，等待机会，机会很快就到来了。话说苏拉进军罗马，获得政权，大肆搜捕马略党人。但是苏拉没有在罗马久呆，很快带兵出征东方本都王国去了。这就是第一次米特里达提斯战争，将在下一章具体叙述。这里又有一个历史之谜：苏拉为何在政治基础不稳的情况下轻易离开罗马？难道他不怕罗马政局再变么？
后人猜测的原因，可能是苏拉不得不讨好他的军队。当时的军队，已经不是共和国军队，他们有自己的意志，他们要求致富，他们要求劫掠，而只有对外征服才能致富，留在罗马久驻是不能致富的。所以很可能军队已经等不及要去东方打仗了，而苏拉，无论他多么铁腕，多么一世枭雄，他毕竟依靠军队起家。军队，那是爷。怠慢不得啊。
当然以苏拉的聪明，走之前不可能没有担心，也不可能没有安排。苏拉一方面恢复元老院的权威，尽力在罗马城建立贵族统治的秩序，另一方面作了军事准备。苏拉自己和执政官同事庞皮乌斯即将卸任，他安排庞皮乌斯以同执政官的身份，去东海岸老庞培军中接替指挥权，那里有老庞培的3个军团，而老庞培本人也是贵族党。另外，贵族党小梅特卢斯，也仍然在意大利半岛领兵，继续平定同盟战争剩下的反叛势力，攻打萨姆尼特人。这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苏拉动身之后，他的安排终于还是出了纰漏。首先是他错看了老庞培。古书中对老庞培的政治立场着墨不多，只说他是贵族党。顾剑个人的观点，即便老庞培是贵族党，他也不是跟苏拉一条心，他极其可能是马略和苏拉之外的第三势力，想要拥兵自重，也有个人野心。这从以下几点可以推测出来：一是在同盟战争中获胜之后，老庞培卸任执政官，回到东海岸老家皮西努姆(Picenum) ，而他手下的三个军团居然不解散也不转交，跟他回了老家，这不是私家军是什么？二是按照苏拉命令前往接替他的卸任执政官庞皮乌斯，被兵变杀死。我怀疑这背后是否有老庞培暗中指使？三，后来马略反攻罗马，老庞培领军来救，却一直观望，老庞培死于意外后，他的儿子(就是伟大的人庞培) 两不相助，自动退回根据地皮西努姆，第四，后来苏拉凭什么如此器重年纪轻轻毫无资历的庞培，甚至纵容庞培抗命？庞培能力再强，毕竟当时年轻尚轻，能强得过卢古卢斯，小梅特卢斯这样屡建奇功的大将，能让苏拉由衷送上“伟大的人” 这个绰号？答案么，还不是因为庞培是独立山头，连苏拉本人都要笼络他么？
苏拉临走的政治安排也有问题。他本意是想恢复罗马民主与法制，因此没有特意操纵第二年的执政官选举。这次选出的前87年两名执政官，屋大维(Octavius，与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无关) 是铁杆苏拉派贵族党，另一人，是平民党首领秦纳(Cinna) 。苏拉低估了秦纳，只让秦纳起誓绝不发动平民党政变，就出发了。苏拉前脚走，秦纳后脚就重提分配新公民选举部落的问题，立即与执政官同事屋大维争吵起来。罗马城里两位执政官各有一批徒众，双方又打了起来。元老院撤销秦纳的执政官职务，秦纳逃出罗马城，去坎帕尼亚地区，学苏拉的前例召集军队，准备进军罗马。而老庞培的军队不加干预，在东海岸观望形势。很短时间之内，意大利半岛有300个大队的兵力响应秦纳(应该有夸大)。
马略在北非听到消息大喜，率领少量努米底亚骑兵和几百名支持者登船回到意大利，一路召集到6千士兵，与秦纳汇合。秦纳以当年执政官的身份，授予马略同执政官地位，两人共同领兵。马略和秦纳召集大军合围罗马，苏拉的另一支军队，小梅特卢斯，想来干预，当面的萨姆尼特人跟马略联盟，拖住了小梅特卢斯的正规军。老庞培这才带兵来到罗马，名义上是帮助元老院抵抗马略，实际上驻兵科林门外，仍然观望。后来，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阿庇安罗马史的记载，老庞培居然被雷电劈死，他的儿子庞培领兵悄悄地回到皮西努姆。关于老庞培的结局，另外有史料说是在围城战中病死的，我觉得不那么戏剧化的历史更为可信。当然偶尔雷电劈死人不算离谱，但是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兵大将，在战争的节骨眼上被雷电劈死，是否也太巧了一点？
马略和秦纳领军没费什么劲就占领罗马城，小梅特卢斯离开军队去北非避难，庞培保全实力回老家，罗马城里苏拉的家眷，千辛万苦逃到东方苏拉军中。完全控制罗马政权的马略和秦纳，反过来对贵族党头面人物大加屠杀，残忍程度超过苏拉上次占领罗马：屋大维被杀后悬首罗马示众，成了罗马史上第一个被枭首示众的现任执政官。老庞培已死，尸首也被挖出来，用铁钩搭着在街上拖。森布里战争中和马略一起战胜的执政官同事卡图卢斯，这次也被迫自杀。不存在马略念不念旧情的问题，那根本就是马略特别点名要杀的。苏拉走时，元老院里基本换上了贵族派，现在平民党进行彻底清洗，换句话说，元老院的贵族基本杀完了。此时的马略，心理已经扭曲了，差不多进入疯狂状态，象森图里乌斯(Sertorius)这样比较清醒的平民党领袖，去请求秦纳出面劝阻马略，结果连秦纳都不敢对马略讲话。
清洗完毕，新的罗马元老院一面派出另一支罗马军团去东方远征，在打击本都王国的同时，也对付苏拉的军团。另一方面，元老院选举马略和秦纳为明年的执政官(公元前86年) 。这样，马略生命中7任执政官的预言，终于实现了。但是马略毕竟已老，过去一年多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的健康造成很大损害，这次复辟成功，给他的心灵带来狂喜之外，也带来“苏拉回来怎么办” 的巨大心理压力。狂喜和重忧都能伤人。马略没有能真正享受他第7执政官任期的权力，公元前86年，上任后17天，马略死去了，享年71岁。
马略一世枭雄，从一介平民奋斗到前无古人的7任执政官，到死也算得到善终，死在床上，而非刀剑之下。只不过，他的事情还远没有完，远方的苏拉，还没有回来呢。苏拉，这是当时压在罗马平民党每个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米特里达提斯战争
回头再说苏拉远征。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崛起并与罗马发生冲突由来已久。为叙事清晰起见，以前没有提起本都事务，现回溯如下。
1． ?米特里达提斯传奇
从意大利半岛向东，穿越卢布尔雅那山口，就进入南欧巴尔干地区，今天属於前南斯拉夫各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国家和民族，当时是由希腊世界的霸主马其顿统治。罗马经过4次马其顿战争灭亡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继承人国，建立罗马的马其顿行省。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刚过50年) 。马其顿位於希腊北部，希腊半岛向南伸入爱琴海，雅典，底比斯，科林斯，斯巴达这些名城就在希腊半岛上，当时仍然是独立的城邦。如果从马其顿不是向南进入希腊本土城邦，而是继续向东的话，就会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现在叫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小亚细亚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今天属於土耳其，再往上追溯，属於东罗马帝国，再追溯到罗马共和国的这个时期，半岛上有好几个独立小国：本都(Pontus)，比提尼亚(Bithinia)，卡帕多西亚(Capadocia) ，加拉提亚(Galatia) 等等 。原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还有一个国家叫作珀加蒙(Pergamum)，在格拉古时代，这个王国的末代国王阿塔卢斯(Attalus)没有儿子，遗嘱将王国“馈赠给罗马人民作礼物” ，当初格拉古改革所用的钱，就是从这份“礼物” 的国库里调拨。所以现在珀加蒙王国已不存在，罗马在这里建立了亚洲行省。这就跟本都等小亚细亚诸王国发生了接触。这些国家，在民族上是希腊移民加上波斯伊朗种亚洲民族的混合，在文化上以希腊为主，在军事体制上则更象亚洲的帕提亚，亚美尼亚诸王国。
公元前121年，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六世登上王位。这还远在朱古达战争之前，马略苏拉都还没出道呢。
米特里达提斯是当时西亚国王们常见的名字，不但本都有6个米特里达提斯国王，就连帕提亚帝国，前后也有4个国王叫这个名字。但这个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六世可不同，他被称为“大王” ，一半波斯血统一半希腊血统，从小在宫廷阴谋的环境中长大，11岁父王被毒死，母后则想要毒死幼年的他。他上台以后，先后杀死自己的兄弟，妻子，妹妹，外甥，囚禁母亲。据说此人勇武异常，天赋不同凡人：他是力大无穷的勇士，跑步冲刺的速度比鹿还快，能够赤手屠狮搏虎，甚至能够空手接下飞来的弓箭和标枪，古书上的米特里达提斯大王，简直就是一个武功高手。但米特里达提斯不是一勇之夫，他酷爱希腊文化，诗歌，戏剧，历史都涉猎非浅，能够流利地讲25种语言(我的天，25种，估计让他考GRE和GMAT一定满分) ，还会说所有治下地区的方言。这种超常的语言天赋今天还是传奇，几种现代出版的词典，如果书中浅显地介绍了很多种语言，词典就叫作“米特里达提斯” 。此人更加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就是他给自己服毒：米特里达提斯日夜害怕自己也会成为宫廷暗杀的牺牲品，因此日常给自己服食毒药，以增加身体对毒药的抵抗力。现在英语里一般解毒剂，有时就叫Mithridate。所以他的事迹成了西方一个著名的典故。大家如果读过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 ，那里面基督山为了复仇，教唆邓格拉斯的妻子给家里人下毒，她的小儿子在念一首儿歌“米沙里旦司，君临邦图斯。。。”书中就是用的这个典故，暗示有人下毒，儿歌里的“米沙里旦司” 就是米特里达提斯，“邦图斯” 就是本都王国。
以上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说法，传来传去成了神话，究竟有几分真实，各位就象对马略的奥德塞一样，姑妄听之可也。
米特里达提斯六世登上本都王位不久，向黑海沿岸扩张，帮助罗马打败来自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萨马提亚人和西徐亚人，顺便将本都势力扩张到今天南俄罗斯大草原的德聂斯特河，顿河，伏尔加河流域。然后在小亚细亚半岛本土扩张，意图统一小亚细亚。罗马对本都在俄罗斯大草原的扩张兴趣不大，但是在小亚半岛有罗马亚洲行省，必然跟本都的扩张发生冲突。大约在罗马的森布里战争之后，同盟战争之前这十年时间里，米特里达提斯派人刺杀了邻国卡帕多西亚国王，想吞并这个国家。可是另一个小亚邻国，比提尼亚的国王尼刻美德斯三世(Nicomedes，他是米特里达提斯的妹夫) 却乘虚而入，抢先占据卡帕多西亚王位。米特里达提斯大怒，出兵赶走了卡位的比提尼亚国王，扶植自己的一个外甥当卡帕多西亚的傀儡国王。这个傀儡国王不甘心，起来反抗米特里达提斯控制，被米派人刺杀。这次米特里达提斯干脆将卡帕多西亚王冠给了自己的儿子，另外用当初刺杀第一位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刺客Gordius作宰相监国。这下卡帕多西亚人民不答应，他们发动起义赶跑了本都来的侵略者，新立的国王亲比提尼亚。然后，米特里达提斯再次出兵驱赶卡帕多西亚的新王。
这样走马灯似的变换，唯一的主题就是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斯想控制卡帕多西亚王冠，而比提尼亚国王在罗马的支持下也来干预，反对米特里达提斯。比提尼亚王向罗马控诉本都王国，罗马元老院仲裁的结果，是把卡帕多西亚作为自治区，谁也别想得到。再过几年，在当地人民的要求下，罗马立Ariobarzanes为卡帕多西亚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心里恼怒，但是现在不敢得罪罗马，於是挑唆自己的女婿，亚洲的亚美尼亚国王提加拉尼(Tigaranes) 出头，赶走国王。罗马元老院对这种“敌进我退” 的猫捉老鼠游戏开始厌倦，前92年，派出当时还名气不大的苏拉，以同司法官衔领兵，把亚美尼亚国王和卡帕多西亚的本都傀儡统统击败，令亲比提尼亚和罗马的国王Ariobarzanes复位。然后苏拉出面主持，让本都，比提尼亚两国都必须承认现状，以后谁也不许炸刺儿。这次外交苏拉办得比较漂亮，在罗马提高了声望。这次和谈，亚洲腹地新兴的帕提亚帝国也派出使者。这是罗马和帕提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接触。
苏拉回去之后不久，前90年，罗马爆发同盟战争，无瑕东顾。也是合该有事，米特里达提斯的死敌，比提尼亚国王驾崩了，於是米特里达提斯想干脆连比提尼亚也控制下来。老国王有两个儿子，罗马支持哥哥，本都支持弟弟。最开始，米特里达提斯还是不敢跟罗马作对，一看到罗马支持哥哥，就主动退让，把自己的傀儡，那个弟弟给杀掉了。本来此事到此结束，哥哥登上王位。可是罗马派出的调解人阿奇里乌斯(Aquilius)不依不饶，一再刺激米特里达提斯，挑唆支持比提尼亚的新国王跟本都开战。阿庇安说是罗马人逼迫比提尼亚进攻本都。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猜测，很可能阿奇里乌斯这种态度，是受了比提尼亚新国王的贿赂。新国王明白，罗马人一走，米特里达提斯还会再来，自己王位不稳，因此想借重罗马人的力量，一劳永逸打掉本都。而罗马的这些贵族也大多贪污受贿，把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当作儿戏。因此，米特里达提斯战争的大背景，也还是罗马内政的腐化，贵族吏治的黑暗。
米特里达提斯号称“大王” ，决非软弱可欺，他只是一再隐忍等待机会而已。正好那年同盟战争爆发，罗马在东方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味依靠战斗力可疑的当地联军打仗，象比提尼亚。米特里达提斯谋定而后动，先在外交上联络埃及，稳固自己后方，再联络罗马亚洲行省背后的马其顿，色雷斯等希腊民族，战略上孤立罗马人，另外还在爱琴海上布满海盗，打击罗马商业和军队给养。等把这些“势” 作足了，中国人说，得到“天时地利” ，米特里达提斯集结25万步兵4万骑兵，130辆镰刀战车(史书夸张)，此外还有按照马其顿方式训练编组的“新军” 。可以说本都大军蓄势已久，谋定后动，正合孙子兵法日“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此战结局丝毫没有悬念：罗马盟友比提尼亚人溃败于Amnias河，罗马特使，发动战争的祸首阿奇里乌斯被俘，先在本都游街示众，然后被融化的黄金汁液灌入喉咙而死，也算是米特里达提斯对罗马贵族贪婪性格的最好讽刺。另一位罗马将军，亚洲行省总督卡西乌斯(Cassius) 手下只有4万亚洲召来的新兵，未战已经逃散，卡西乌斯本人带罗马亲兵逃往罗德岛。米特里达提斯乘胜入侵罗马的亚洲行省，再渡海峡进入希腊世界，以雅典为首的大批希腊城邦归附本都，爱琴海诸岛屿也基本收入米特里达提斯囊中。
本都大军这次摧枯拉朽，但也并非事事如愿：小亚半岛上罗马的一个小盟邦Paphlagonia没有拿下来，爱琴海上海军强国罗德岛也成功抵抗了本都人，米特里达提斯数次强攻都被罗德岛击退。米特里达提斯最大的成功在希腊世界：他跟数十年来受到罗马压迫的希腊各城邦约定时间，日子一到，希腊各城邦同时发起屠杀境内罗马侨民和商人，据说总共杀死8万到12万罗马平民(肯定有夸大) ，而本都答应免希腊城邦5年赋税，来报答这个行动。这招既狠毒又聪明。这样一来，希腊城邦跟罗马结下血海深仇，今后就被绑在本都的战车上，再也不能回头了。
以上种种，就是同盟战争之后，罗马决定远征讨伐本都，马略和苏拉争夺统帅权的背景。在此期间，罗马的马其顿行省总督Sura派兵抵抗本都大军，双方正在作战期间，苏拉大军的先锋官，卢古卢斯驰入罗马军中，通知Sura的部队先不要轻举妄动，静候苏拉率罗马远征军主力前来决战。
2． ?苏拉攻雅典
上一章提到，苏拉与马略争夺远征军统帅权，进军罗马，马略亡命海外，苏拉很快带领部队离开罗马东渡。公元前87年，苏拉率5个军团在依庇鲁斯登陆(Epirus) ，希腊城邦当中，位於波提亚半岛的底比斯人归附苏拉(Thebes on Baeotia，波提亚是大希腊半岛上的一个小半岛，正如雅典座落在阿提卡半岛，斯巴达座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样) ，此后，苏拉以波提亚半岛为基地，在希腊半岛作战。
苏拉的主要作战方向有两个，一是已经归附本都的雅典城，这是希腊城邦抵抗的领袖和枢纽，必须制服；二是驻在希腊的本都野战军。米特里达提斯国王没有亲征希腊，本都在希腊的野战军统帅叫阿克劳斯(Archelaus) ，是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后裔，也是米特里达提斯国王以下，所有希腊战役的本都军队前敌总指挥。这是个很有魄力很难对付的敌人。苏拉军团登陆之后分两处围城，一面围攻雅典，一面把阿克劳斯指挥的本都军队围困在要塞城市庇里尤斯(Piraeus)。这两个城市相距不远，阿克劳斯有恃无恐：庇里尤斯城建筑在半岛上面，城防坚固，本都海军拥有绝对制海权，苏拉根本没有舰队，因此阿克劳斯可以不断从海上获得补给。他的任务，一是与雅典互为奥援，二是把苏拉主力钉死在围城战中。
苏拉明白自己的处境：在陆地上他有行动自由，但是没有海军，另外军队的财政支援匮乏，粮草不足。希腊这个地方盛产石料，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那么多古希腊辉煌的建筑，雕塑遗迹，因为用石头做的希腊建筑，当然比用木头做的中国古建筑更耐久。但是也正因此，希腊大部分地区土地有限，地少民贫。苏拉的解决办法，是命令士兵抢劫德尔菲神庙和奥林匹斯神庙里的财富，充作军用，让士兵们发一笔横财。苏拉答应以后会将财富归还神庙。抢劫神庙这事非同小可，罗马人也信希腊的神，士兵们心里害怕，据说当时有人在神庙里听到笛子声，我想可能是心里有鬼想象出来的吧。士兵都说这是神明发怒了，在警告罗马人。苏拉这人平时迷信，但他只相信对自己有利的迷信。苏拉笑笑对士兵说，尽管去拿吧，笛声是希腊神明在欢迎我们呢。看来迷信这东西，对强者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同样一件事，在盛世是祥瑞，在乱世就变成了灾异，端看人怎么解释了，无论中外历史上，这种事情都屡见不鲜。
至於这笔钱，苏拉后来的确还了，他没收并卖掉了底比斯的一半土地，收入足够归还债务还有得多呢。什么叫无本生意？这就是无本生意。
军事上，苏拉一开始认为庇里尤斯要塞的阿克劳斯军团，是雅典防御的主心骨，打掉这个要塞雅典就没有战斗意志，不攻自克。苏拉的这个看法应该说没错，但是他低估了本都统帅阿克劳斯的本领。罗马军团百计进攻，阿克劳斯也有百道防御，原本罗马军团的工程技术能力在古代世界首屈一指，对其他民族打围城战攻坚战有很大优势。可是阿克劳斯是希腊人，懂得这些文明世界的攻城玩意，作战意志又无比坚强，他曾经主动率军出击，但是被罗马军击败，阿克劳斯退却在最后，让所有士兵退回城里，城门关闭，他自己才在腰上系绳，由守军拉上城头。苏拉的士兵用土工作业，挖墙角，掘隧道，终于弄塌一段城墙，却发现阿克劳斯早已在缺口后门又修筑了一道月城，继续防御。雅典同时被围，城里人口多，粮草开始不继。阿克劳斯想从要塞突出去，给雅典城送粮食，他的突击准备事先为苏拉所获悉，因为苏拉在城里有两个间谍，每天把消息刻在铅球上投掷出城外(间谍是雅典奴隶，典型的古希腊奥林匹克方式哦，也只有希腊人能这么异想天开地传送情报)。苏拉用埋伏计杀散了阿克劳斯的第一次运粮突击。数次如此，阿克劳斯心里知道城中有间谍，只是不知是谁。他来个将计就计，表面准备再次运粮突击，等罗马军准备反击的时候，阿克劳斯实际上突然杀出城去，烧毁了罗马几乎所有的攻城机械。
此事已近冬天，苏拉无法，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雅典城。同时，苏拉大军粮草运送不畅，表面看是苏拉在围困两座城市，实际也可以说，苏拉本身被本都海军包围在希腊半岛进退不得。这年冬天战事稍歇，苏拉派手下亲信大将卢古卢斯出海，去利比亚和埃及组建舰队，打破海上封锁。卢古卢斯既有冒险精神，也有办事能力。他带三条小船就潜出海外，躲过本都海军舰只，先到克里特岛，将它争取到罗马一边。从克里特到埃及途中，卢古卢斯船队遭遇海盗被打散，卢古卢斯本人平安到达埃及。埃及国王托勒密礼遇卢古卢斯，但是不想在罗马和本都之间帮助任何一方，拒绝借舰队给卢古卢斯。卢古卢斯从埃及又到塞浦路斯，再去罗德岛，沿途联络各个小城邦国家，搜集船只编组舰队，到达罗德岛的时候，已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罗马海军了。利用这支海军，卢古卢斯又能在希腊到处作战，拉拢或者击败反对罗马的希腊城邦，并从背后切断米特里达提斯本人所率领的本都大军。卢古卢斯的这次独立作战持续了一两年之久，等他回归苏拉麾下的时候，已经是战争结束之时了。
再说苏拉，前87年冬天到86年之间，他听到两个消息喜忧参半：坏消息是马略秦纳在罗马复辟，大杀贵族党，现在苏拉军团不仅不能指望罗马后援，苏拉本人都已经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民公敌了。好消息是，米特里达提斯派出一支10万人的大军由亚洲出动，经马其顿南下希腊打击苏拉背后，统帅是王子Arcathias，可是奇迹出现，走到半路Arcathias病死于帖撒利(Thessaly) ，本都援军停下来了。苏拉加紧围攻雅典城，前86年3月，雅典城破，苏拉纵兵大掠，血洗雅典，再回头集中全力强攻阿克劳斯防守的庇里尤斯城。罗马军团攻破了庇里尤斯的一道又一道城墙，可是每次都发现，后面又有一座新的月城挡住去路。末了，阿克劳斯终于认输，率部登上海面的本都军舰，从海路安全撤离庇里尤斯。
3． ?喀罗尼亚战役(Chaeroneia)和奥科美那斯战役(Orchomenus)
阿克劳斯撤出庇里尤斯城之后，向北运动，在温泉关附近汇合当初Arcathias带来停在那里的大批援军，加上他自己的部队，有12万之众。苏拉也在毁灭了庇里尤斯城之后，带4万罗马军星夜北上。两军会战于喀罗尼亚。阿庇安罗马史里双方兵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因为当初苏拉的军队总共只有4万，他不可能全部带来，再说还有大量战斗伤亡呢。因此还是普鲁塔克记载的罗马军1万5千步兵1千5百骑兵更为可信。同样，阿克劳斯的本都军数字也应该大大缩减。只是，本都军对罗马军占有明显数量优势，大致是不错的。
开始，双方在比赛机动。地势平坦的地方，苏拉不想接受会战，因为兵力不足，但是苏拉让罗马军团跟着敌人行军，为防止敌人用埋伏计或杀回马枪，苏拉每到一地就命令军队修筑起坚固的营地工事，可以凭险据守。士兵一点不能偷懒。这也是古罗马军团作战的惯例。罗马士兵叫苦连天，最后宁可跟敌人拼死会战，也不愿意再挖土了，而这正是苏拉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此时苏拉尾随阿克劳斯到达一处地势狭窄，敌人难以发挥数量优势的战场了。
这是座落在巨石和山坡中间的一小块平地。综合几种记载来推测，苏拉兵力大致呈两线纵深配置，苏拉本人在右翼第一线，苏拉背后是加尔巴(Galba) ，罗马军左翼由穆雷纳(Murena) 指挥，二线是赫滕希乌斯(Hortensius) 。罗马第二线大多列阵于山坡高地。这样配备的原因，是为了用二线兵力防止人数众多的本都军迂回。战斗开始，苏拉先让当地向导领一个分队罗马兵从小路绕道突袭敌人侧后的Thurium高地，当地的本都军惊惶失措自相践踏，死3千人。后退的士兵把恐慌情绪传给本都主力。苏拉乘势进攻，命令士兵尽量向前冲，拉近跟敌军主力的距离，这样，本都军的那些镰刀战车根本没有助跑的距离，速度起不来，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杀伤力。双方部队扭打成一团。这次战役大概是首次明确记载罗马军团运用马其顿方阵战术作战的重大战役。我们知道，传统的罗马军团用疏散队形，士兵之间的间隔正好可以让各人挥舞短剑砍杀。马略改革以后，罗马军团的正面变窄，纵深加大，而这次喀罗尼亚战役中，罗马军队结成马其顿方阵式的密集队形，用盾推搡敌人，同时不用短剑，而用长矛从盾牌的夹缝里刺杀对方。
战斗开始，苏拉指挥的罗马第一线右翼遵照命令，推进得非常迅速，而左翼穆雷纳速度稍慢。阿克劳斯命令本都军伸展自己的右翼，用骑兵去包抄罗马左军。穆雷纳身后的罗马第二线赫滕希乌斯以5个大队出列阻击，同时苏拉从右翼亲自带兵来援助左翼，看准机会，命令赫滕希乌斯从第二线带5个大队中的4个上第一线，加强穆雷纳兵力，打击本都军发动包抄行动之后右翼和中军之间暴露出的中央空档。阿克劳斯发现罗马军阵后面尘土飞扬，旌旗飘动，正确地判断出苏拉离开罗马右翼去增援左翼，立刻命令本军左侧攻击，苏拉见状，带1个大队奔回原来位置。罗马发动全线进攻，大获全胜。据说本都军仅逃出1万，而罗马方面，总共伤亡失踪15个人，这其中还有3个人迷路，第二天归队了。这“11万对12人” 的伤亡对比如此荒谬，连古代作家都不信。这是引述苏拉回忆录里的数字，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伤亡数字记录。人人知道苏拉在吹牛，但是喀罗尼亚战役，苏拉决定性地击败了本都主力野战军，这是真的。
这次大战之后，阿克劳斯又会合米特里达提斯国王派来的援军，重新整顿队伍，公元前85年跟苏拉再次会战于奥科美那斯城。苏拉本来以为阿克劳斯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因此已经北上马其顿，去对付罗马平民党元老院派出来对付他的那支罗马大军。可是听说阿克劳斯又重建军队，立刻回身南下，立意是要打铁趁热，不让本都军喘息。阿克劳斯这次原本不想作战，可是新来的援军将领暗示阿克劳斯想叛国投靠罗马，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阿克劳斯被逼不得不出战。本都军8万人，战线分4列，第一线是镰刀战车，第二线密集的马其顿式长矛方阵，第三线是各种支援部队，第四线是亚洲各国的轻装步兵。战场座落在沼泽里，苏拉的兵力仍然少于对方，命令士兵在两翼挖壕来保护侧翼不受迂回，罗马是三线式传统阵列，苏拉用了个心眼，给第二线步兵每人一段木料，当敌战车发起冲锋的时候，第二线士兵用木料在战场上搭起临时工事，第一线士兵退到临时工事后面，再由轻步兵弓箭手和投石兵以火力杀伤战车，这样本都的战车又一次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而掉头逃跑，冲击了自己的步兵战线。双方步兵主力硬碰硬地交手，战况激烈，一时间难分胜负。罗马阵线有段时间开始向后退却，苏拉看到形势危急，一把夺过军团鹰标，亲自杀进敌阵，苏拉对身后的罗马士兵喝道：“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在什么地方遗弃了你的将军苏拉，就是在这奥科美那斯的战场上”。古罗马军团战士的荣誉感极强，非常看重军旗军徽，抛弃主帅丢掉鹰标是整个军队的耻辱，因此这一招扔旗于敌阵的激将法，在罗马军队历史上经常上演，当年对马其顿的皮德纳战役就有，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每次都能在关键的时刻激励士兵。在苏拉身先士卒的感召，和丢失鹰徽的威胁下，罗马士兵振奋精神，冲向敌阵，又一次击溃了本都军队。这样经过两次野战，苏拉表现出优异的战场指挥能力，消灭了本都野战部队的有生力量。
4． ?微妙的“三国演义”
苏拉在整个第一次米特里达提斯战争的3年中，都面对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不但要对本都作战，而且要提防罗马政府军。前面提到，马略和秦纳取得罗马政权后，缺席判处苏拉死刑，并派遣执政官弗拉库斯(Fluccus，马略死后接替马略跟秦纳一起执政) 去接替苏拉的统帅权。当然，在罗马没有人相信苏拉会乖乖交出军队，所以弗拉库斯又召集了一支2个军团的大军出发去马其顿，他的副将是芬比亚(Fimbia) 。新的罗马军队和苏拉的罗马大军，还有米特里达提斯的本都军队，构成了一个危险的三角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罗马人的不简单来了：罗马人内部可以非常腐败，可以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对外，罗马人总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宁与外人，不与家奴” 的窝里斗。苏拉没有去进攻弗拉库斯，弗拉库斯也不来进攻苏拉，因为还有本都这个外敌，双方的你死我活，等打退外敌以后再说。因此，弗拉库斯的军团没有南下希腊半岛，而是在马其顿地区，进攻米特里达提斯本人指挥的本都后援大军，无形中造成了帮助苏拉，隔绝阿克劳斯外援的客观效果。两支敌对的罗马军队，没有你死我活，至少暂时没有，而是进行战略配合。
写到这里，不由得我不想起抗战。国共双方一边抗战一边摩擦，直到今天摩擦还没完，两边的粉丝还在继续打笔仗呢。顾剑也只能叹口气，评论一句“难怪那时候的罗马人天下无敌，毕竟是有他的道理的。”
弗拉库斯的副将芬比亚是个野心家，他煽动军中哗变，杀死主帅，自己掌握了这支军队。芬比亚指挥军队以后，也没有进攻苏拉，而是跟米特里达提斯大战一场，将本都国王击败，围困在希腊北部沿海。现在，米特里达提斯战争的大局已定，两支罗马军队开始勾心斗角。苏拉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就曾经北上去对付芬比亚的军队，但是得知阿克劳斯重整军队之后，迅速回兵，又在奥科美那斯战役彻底击败本都人。当时芬比亚的军队还没有跟本都接仗，苏拉还不知道政府军的意图，本都既然已经被击败，苏拉急于跟本都谈判停战。苏拉与本都统帅阿克劳斯会晤，相谈甚欢，甚至很快交上了朋友，阿克劳斯生病，苏拉还亲自去探望。苏拉所提的和平条件甚为宽大：本都从希腊撤军，放弃所侵占的小亚半岛上的比提尼亚和卡帕多西亚，放回战俘和罗马叛变者，交纳3千泰伦脱罚款。其实苏拉绝对不是心慈手软的人物，他这样宽大是急于从东方脱身。苏拉还特别奉送阿克劳斯2千亩波提亚半岛上的土地。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有人指责说阿克劳斯根本就是苏拉的间谍，尤其阿克劳斯是希腊后裔，一年以后又的确叛变本都投靠罗马。但我的看法是，间谍不至於，苏拉可能是一方面利用阿克劳斯来促进和平，另一方面在用反间计，故意离间本都国王和阿克劳斯的关系。说阿克劳斯是罗马间谍，就象说张治中是中共间谍一样，仅仅事后聪明。
苏拉与阿克劳斯谈判期间，芬比亚的军团也击败了米特里达提斯亲率的本都军队。当时卢古卢斯也正好领军从海外回来，抄米特里达提斯的后路。芬比亚派人联络卢古卢斯，请他封锁米特里达提斯海路撤退的途径。卢古卢斯没有做，反而故意放了米特里达提斯一条生路，转去海上打了一场海战，消灭本都海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古卢斯的忠诚，不是对罗马的，而是对苏拉个人的。从苏拉的利益出发，当时本都败局已定，不存在战争胜负的问题，而放走米特里达提斯，可能对苏拉有利，所谓养寇自重。毕竟苏拉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为罗马的主人。
苏拉与米特里达提斯本人会晤于小亚细亚，苏拉以罗马统帅的身份，跟米特里达提斯签订停战和约。米特里达提斯接受一切条件。第一次米特里达提斯战争胜利结束。苏拉现在可以放手对付罗马政府。他先向芬比亚的部队进军。芬比亚起初还想跟苏拉打一仗，但是苏拉威名太重，芬比亚手下军无战心，士兵纷纷开小差，倒向苏拉。芬比亚试图弹压，结果激起士兵哗变，芬比亚又派奴隶去刺杀苏拉，却无从下手。最后芬比亚在绝望中自杀。这支罗马军队就这样未经一战，彻底被苏拉收编了。
万事具备，苏拉下一个目标，理所当然是回兵罗马。无论平民党还是贵族党，人人都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200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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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将这个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这种制度成了衡量各人的绝对标准，即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及元首。这个定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各个宗教团体与纳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为我们掌握纳粹政权的实质提供了有用的基础。纳粹党反对教会的斗争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来源于纳粹主义观念。举例来说，这种对抗不能与19世纪时暂存在的国家与早已存在的宗教之间的斗争相比拟。纳粹党将纳粹统治的国家看成是他们的宗教，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转变到新的一种形式”。（这里我们发现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法西斯主义更多地是一支纯粹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只不过需要教会与之合作，或者至少对之加以默认）
希特勒虽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但他在早年即已放弃传统的宗教信念。然而，希特勒对保持近两千年经久不衰的宗教影响是非常嫉妒的。和尼采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尊重天主教会缜密的组织结构，例如等级制度、耶稣会，甚至包括禁欲观念等，事实上还包括强制执行纪律和树立权威的所有内容。希特勒认为，教会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原因是牧师行使权力和统治群众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认为这是纳粹党应全力仿效的一种模式。
希特勒对新教毫无兴趣。新教分成无数教派使他非常反感，这样的宗教使希特勒感到厌烦。他让他的助手们来处理有关设置神秘莫测的圈套和举行纳粹党秘密仪式等事宜。纳粹德国于1935年成立了文化事务部，但在1937年以后，希特勒却拒绝汉斯·柯尔出任典礼部长。希特勒与教会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如果出自政策的需要，他可以迁就教会的官员，因为这些人对人民（特别是乡村的人民）是有影响的，正如他在1933年批准与教皇庇护十一世订立宗教事务契约那样；他于同年上台时举行了虚伪的宗教仪式；以及在军队中保留了牧师。
希特勒的看法与纳粹党主要的意识形态专家罗森堡的看法迥然不同。希特勒甚至以从未读过《20世纪的神话》一书而自诩。然而他在过去只是蔑视“剃光头的僧侣”，他认为这些人只关心钱，总是设法欺骗那些轻信的人。在1933年年底以前一个短暂时间内，希特勒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即将犹太人清洗出去的基督教）可与雅利安民族至上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幻想而已，以后他对基督教的嫌恶与日俱增。从希特勒许多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可以推断出，他打算在第三帝国击败其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与教会和解妥协。
但是，纳粹德国官方的表面态度完全不同。纳粹党党章第24条规定：“所有的宗教派别只要不危及国家的安全或不干涉德国的传统和习俗，我们要求给他们以自由。本党支持纯粹的基督教，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不从属于任何教派。”
这里我们又发现他们使用了“纯粹的基督教”这个名词，它吸引了许多基督徒和教会中的各级人员。“纯粹的基督教”可泛指任何事情，事实上它完全是一句空话，以掩盖纳粹制度对基督教固有的敌视。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以后于1933年3月23日在一篇演讲中重申，“我们国家的政府将支持和保卫我们国家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政府坚决保护基督教，它是我们全部道德风尚的基础；坚决保护家庭，它是我们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但在同一年他又说：这两种信念都是没有前途的。对德国人来说，至少法西斯主义可以与教会相安无事，我也可以作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但这决不能阻止我在德国彻底消灭基督教。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他在同一时间内不能二者得兼。
事实上，在纳粹党攫取政权以后，与教会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各个宗教团体成了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些宗教团体不自觉自愿地请求与第三帝国的各个单一的社团合并，那它们将会被强迫解散。这样一来，中央党、一些专业团体、基督教联合会及青年运动组织等相继被查禁。在新教中推行思想一体化的步伐要比在天主教中推行这种一体化快得多，因为对天主教来说，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给他们提供了某些保护，并给头脑发热的纳粹党的下级人员泼了一盆冷水。1935年德国占领萨尔以后不久，纳粹党毫不迟疑地要求斯皮尔和特里尔两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全体教徒中运用他们的影响，并且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反宗教忏悔。纳粹党藉口宗教团体永远会使国家意见不合，反对国家统一，从而镇压残存的宗教团体，并没收它们的财产。
分别隶属于几个区教会的路德派教徒于1933年5月被迫在全德国选举一位主教。他们选出的是弗雷德里希·冯·波德尔施温格牧师，但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便让位给一个纳粹党党员了。国家对路德教会纳部事务的干预（路德教会比天主教会更易受到国家的干涉），使得“精神教会”诞生了。1935年，第三帝国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逐渐使基督教会接受国家统治的部。政府干预国家宗教生活的事已遍及各地。1935年7月26日，梵蒂冈出版的《罗马观察家》报抱怨说，在德国又恢复了文化斗争。1936年以兑换货币为罪名开始对僧侣和高级宗教界人士审讯。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向下属教会发布了一个“在焦虑中”的通谕。为此，纳粹党于1937年进行了报复，对僧侣们进行道德审判，以揭露“女修道院和寄宿学校内的腐败现象。他们在同一年剥夺了僧侣在学校内教授宗教课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在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中是得到保证的。第二年，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和大学里的神学教授遭到了镇压。
整体战为惩治宗教提供了新的机会。德国采取的征用措施，迫使德国，尤其是被占领国家内的许多女修道院关闭。马丁·鲍曼于1941年6月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命令纳粹党省分部剥夺教会和僧侣对教区居民施加影响的最后手段。这份备忘录接着说道，“这样一来，只存在人民，帝国的前程就有保证了。”
虽然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包德里拉尔枢机主教受到了纳粹党宣传的影响，于1942年呼呈进行讨伐，以拯救西方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但是希特勒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弗郎兹·冯·巴本关于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国的请求。这位德国元首说，“让传教士活动的想法，使人不禁想起那个老骗局，因此完全不能加以考虑。”希特勒又说，“允许基督徒进入俄国，只是向他们颁发了手执牧羊杖和十字架向死亡进军的通行证。”希特勒的这种虚伪和含有敌意的态度从未改变过，尽管从国家利益出发，战争是需要停下来了。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德国不准备全部消灭教会。我们从纳粹党瓦尔塔省分部所执行的政策方面可以看出消灭教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鲍曼将这个省当作全面与纳粹主义相结合的试验场所，并将其当作最后解决宗教问题的范例，即将新教教会降格为一种私人公司性质的团体，完全听任第三帝国摆布。
教会作出的反应
天主教会
教廷
梵蒂冈和罗马为了取得谅解，自1926年开始举行谈判，双方于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协议并订立了宗教契约，从而谈判宣告结束。但是，在天主教行动组织支持下联合起来并摆脱了墨索里尼控制的各个独立天主教组织的存在成了不断引起麻烦的原因。1929年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试图与法西斯主义达成临时性的协议，这在某些方面对教皇具有吸引力。但是教皇对意大利领袖的一篇演讲提出强烈抗议，因为墨索里尼在演讲中要求对意大利青年的教育实施控制。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6月29日颁发一篇“朕不需”通谕，谴责法西斯党垄断教育的要求，表明了法西斯党与教廷关系的恶化程度。在德国的一些主教的鼓动下，在“进行了内部斗争之后”教皇于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上台只有几个月）与纳粹德国订立了宗教契约。梵蒂冈教廷于那一年圣诞节谴责了优生学；第二年它又谴责了种族纯化论。梵蒂冈于1935年谴责了德国的反基督教行为。1936年，纳粹德国查禁天主教青年组织一事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在德国各主教的配合下，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一份“在焦虑中”的通谕（由慕尼黑主教富尔哈柏阁下笔录，并经梵蒂冈国务部长、帕切里枢机主教修改），这份通谕的印刷和发送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在所有德国教堂的祭坛上宣读。教皇在通谕中谴责纳粹德国奉行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政策，谴责它狂热地、毫无掩饰地崇拜武力，并支持一种“新的、野心勃勃的异教”。德国试图“利用强制性的、隐蔽或公开的办法，通过威胁恐吓，许以经济、职业和公民方面的好处等措施”，引导德国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宗教。教皇的通谕接着说，“这些革新者卑劣地将基督徒的谦恭态度说成是自我堕落，他们盛气凌人的高傲态度招致人们的奚落”。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圣诞节那一天总结说，“德国已进行了公开的迫害，他们的恐怖行径达到空前的程度，还伴之以野蛮、暴力、威胁和欺骗。”
1938年4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到达罗马的前三天，教皇从外交上考虑，离开了意大利首都。教皇的发言人说，“罗马的气氛使他（教皇）感到厌烦”。教皇离开罗马的公开原因是，他拒绝参加“为敌人准备的于基督的十字架前在胸前划十字的礼赞仪式”。教皇得悉意大利可能从德国引进反犹太法时，他曾三次（7月21日、25日和28日）于不同的场合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同年9月6日，庇护十一世在一些比利时的朝圣者的面前宣称，“我们不可能参加反犹太主义活动，我们在精神上是犹太人”。教皇原本要颁发一份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通谕，但未能发出。庇护十一世于1939年2月10日逝世。
他的后继者，庇护十二世于战争爆发前几个月选出。新任教皇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外交家，而且对德国的情况极为熟悉，因为他在那里任教皇使节达十二年之久。庇护十二世是1933年与德达成的宗教契约的缔造人，由于纳粹德国经常违反这个契约，他在外交上与德政府进行了多年艰苦的斗争。1937年他数次想废除这个契约，并让梵蒂冈召回他这个教廷使节，然而他还有另一个想法，即他不愿让教会失去通过外交途径与德国政府进行联系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很少。
庇护十二世于1939年5月向希特勒建议，举行由列强参加的和平会议。他在8月21日又提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世界上的主要问题。8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祈求和的宣言，他说，“和平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然而战争却会使我们失去一切。”庇护十二世最后于8月31日恳求德国和波兰政府不要采取使危机加剧的行动。但是战争一旦爆发，他也只能表示希望双方能遵守有关对待平民和战俘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协议，以及遵守禁止施放毒气的规定，舍此别无其它作为。
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9月中旬之前，对波兰问题一直保持缄默，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和平问题正在讨论的过程中。但是到了月底，他将梵蒂冈电台交付格涅兹南地区枢机主教赫隆德大主教使用，并向设在昂热的波兰流亡政府派遣了临时代办。
1939年10月20日，庇护十二世在他第一份“教皇职”通谕中宣称，“许多人的鲜血（包括非战斗人员的血）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亲爱的波兰人民的极端苦恼。……波兰人民有权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他们正在等待按照正义和真正和平的原则复兴国家的时刻。”教皇在5月份指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对和平的机会作出响应；将战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以内和减轻暴行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然而，实现和平的机会没有了。从外交上阻止意大利参战的努力失败了。教皇只能在宗教和慈善事业方面尽其所能，来援救和保卫天主教的各个机构、学校和女修道院，并且安慰受到苦难的个人。那个时候，他给德国和波兰一些主教的信与教士们给其教区内人民发出的信件是一样的，表示了他的同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怜悯并且进行了安慰。此外，除了信赖上帝以外同，再也无所作为了。
然而，他还是做了更多的事情。他鼓励德国的主教们在讲道时，要宣扬宗教信条应超越种族、信念和国家之上。教皇从1940年开始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战斗性教会”上，而不是放在梵蒂冈的外交事务上。他赞扬了明斯特主教关于反对无痛苦致死术的布道。教皇从这件事知道，在德国仍然有人能够公开地和勇敢地发表不同的意见，教皇于1941年9月30日写道，“象冯·加兰阁下那样勇敢的人永远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不过他并未想到这样作究竟有什么用处。教皇在2月20日写给维尔茨堡的艾仑弗里德主教的信中叙述了他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说，“当教皇认为需要大声疾呼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忍耐和保持缄默；当他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和援助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静以和等待”。庇护十二世1943年4月30日写给他的朋友，柏林的普莱兴阁下的信中扼要地列举了他要作的事。他说，“我们授权当地的神甫：权衡对方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程度，以决定主教团公告中施加压力可能采取的手段；或者因战争期间或战争气氛的关系以保持缄默为宜”。
教皇以默不作声的办法来防止对方作更大的坏事，但按其本意而言，他是想打破这种缄默局面的；或者他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和轻描淡写的责备来达到以上的目的。这样作究竟是软弱无能，还是玩弄花招呢？但哪一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教皇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处境使得他对某些事只能表示遗憾或用温和的言词进行责备而已，正如他在1939、1941和1944年圣诞节文告中所作的那样。此种处境还迫使他将许多梵蒂冈支持的人道主义团体保持原封不动，正是这些团体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人。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提出证据，教皇的政策事实上确曾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严肃谴责纳粹党的罪行本来也可能会减轻那些天主教徒因教皇“保持缄默”而在良心上感到的不安，然而这也可能会使那些在纳粹党迫害下的天主教徒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教皇从未发布过论及个人良心上的责任，有不服从不公正命令的权力或基督徒有权与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等的通谕或书简，这个情况可以被认为是逃避责任。但是，这种争论，更恰当地说，应属于天主教徒自我检查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
德国
德国教会领导集团在1933年以前曾数度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纳粹党。然而在纳粹党掌权以后，它便改变了立场。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批准尊重基督教的两大信念，以此来吁请天主教徒支持将于3月28日成立的新政府，教会领导集团对此作出了响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教会领导集团又试图在基督教道德良心的范围内与政府忠诚合作。德国的一些主教根据这种精神，于1933年2月20日与帝国政府缔结了宗教契约，即使到后来纳粹政府公然违反这个契约时，教会领导集团依然继续遵守这个契约的规定。但那些主教们对当局的迫害没有采取具体的（公开的或巧妙的）措施。首先，这些主教们没有弄清国家和政权的区别，因此无法采取措施。主教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形成那种局面的因素，例如，布雷斯劳地区的枢机主教、主教团会议主席贝特拉姆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老人，他一直规避作出决定。基督教的各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衰落而无人信奉了。当纳粹德国区分雅利安人种和非雅利安人种的法律付诸实施时，教会的领袖们却默不作声。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和1938年11月迫害犹太人的打砸抢暴行（参见反犹太主义）均未提出过抗议。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大主教范·罗依枢机主教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敦促下，谴责了德国的种族暴乱，此外，维尔迪耶枢机主教在一封致教区教友的信中支持了罗依枢机主教的抗议行动。
教会的领导集团处于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拚命挽救受到纳粹政权威胁的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指望属下领圣餐的教徒们自觉地反抗德政府在政治和宣传方面发起的进攻。此种情况使得德国主教团畏首畏尾无法作出决定。战争是一种使国家统一团结的力量，因而使得公众不能提出抗议，它甚至使人们私下也不敢反对，而这种私下反对是当时仅有的一种表示异议的方式。当时表现卓著的教会官员有：以采取具有远见的政策而著称的艾希斯塔特教区（1935年后柏林教区）的普赖辛格阁下；以具有不妥协的坚定精神和协助犹太人而著称的科隆教区的舒尔特阁下；以抗议政府迫害女修道院和在1941年（战争高潮时期）反对对患精神病的病人采取无痛苦致死术而著称的明斯特教区的冯·加仑阁下；以及慕尼黑教区的富尔哈柏阁下。只有一位主教，那就是罗登堡教区的斯波罗尔阁下于1938年被驱逐出主教管区，原因是他拒绝参加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投票活动。这位主教在梵蒂冈的保护下，摆脱了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但直到第三帝国垮台之后，他才回到原来的教区参加工作。
冯·加仑阁下的布道以及保护宗教物品和保护受到纳粹党攻击的道德原则等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布道讲稿被印刷出来并秘密地传至所有的国家，甚至还传到了前线。德国政府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攻击政府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冯·加仑在公众中享有的盛 名为他提供了保护，纳粹政权不敢轻易对这位明斯特教区的主教采取行动。加仑主教的布道取得的直接效果是，希特勒于1941年8月28日决定停止对病人实行无痛苦致死术。德国主教中没有一个人被送进集中营，虽然纳粹政权考虑过将加仑主教送进集中营，但后来认为这是一桩鲁莽的行动而未果。如果说德国教会官员总的态度对解救人民的苦难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么他们对纳粹的迫害不断地保持警惕、对纳粹的宣传持反对态度以及对“天主教物品”的保护等，都成了在集权主义国家的黑暗中引导人们进行批评的灯塔，这也可能是接近群众的唯一办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关于教会放过了一些报复机会的印象更加深了。如果情况果真是那样，那也是因为天主教所处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造成那种情况的原因还有：两个基督教会发自内心析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对政府天真的信赖（当时德国国内的典型情况）以及对《新约全书》内《罗马书》第13节的误解。
实际上，教会给予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或被搜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授助是很巨大的。尽管这种援助主要是给天主教徒的，但在个别情况下，教会也曾给过非天主教徒这种援助。随着战争的压力日益增大，被压迫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对别人苦难的敏感性也增大了。反映这种情况的统计数字很难获得。天主教团体中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不断地遭到警察的监视。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均被逮捕，不经任何正式手续便被粗暴地送进了集中营。有400－500名德国和奥地利的修道士未从集中营出来，当然，世俗人死在集中营内的就更多了。遭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最出名的有：柏林大教堂教长贝纳尔德·李希坦柏格阁下，他因组织公众为犹太人祈祷而被捕；基名的和平主义者、泛基督教主义者M.J.梅兹格尔神甫；以及慕尼黑耶稣会士P.R.梅耶，他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仅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废退伍军人。还有几位天主教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企图中充当了次要的角色，这次暗杀是德国军方策划的（有两名修道士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他们参与了这件谋杀案，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发了另一个人的密谋，最后两人均被处决）。
总的来说，德国天主教会的代表们在鼓动人们在政治上反抗政府方面，与新教教徒相比并未作更多的事。在与德国地下组织接触方面，教皇庇护十二世与德国主教们相比顾虑要少得多。德国教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反抗行为限制在宗教的范围以内。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防止政府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政治上的”误解；部分原因是对《新约全书》中《罗马书》的使徒圣保罗行传第十三章的自以为是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教徒要效忠于国家。
然而，将这种主要表现为宗教上的反抗活动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看作是无关系要的小事，那就错了。由于天主教会的宗教集会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因此它是批评国家和纳粹党首领的核心力量。虽然教会未能发动反对纳粹党的革命性进攻活动，但它是抗衡纳粹宣传的一种力量。纳粹党对教会的各种动机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密切地注视它的行动。从德国警察的一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纳粹政权对宗教界的反抗活动是何等的重视。
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土里
1937年以前，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对纳粹主义发出过多次警告。在1933年12月发表的一封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谴责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疯狂性。这种疯狂性直接导致或势必直接导致种族仇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1938年德奥政治合并之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使得这个国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维也纳的枢机主教因尼茨尔急切地期待希特勒的召见，并于3月21日要求教徒保证毫无保留地效忠于新政权。后来他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召到罗马（教皇对其十分冷淡）。这位枢机主教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对纳粹过分热情的立场上稍许后退了一些。那一年岁末，纳粹党的政策照例从合作转向几乎彻头彻尾的迫害。未曾与奥地利订立宗教契约的教会除了保有布道的权力外，其余的一切均被剥夺。随后便进入了与教会斗争的高潮阶段，前天主教政党的成员和基督教工会等概莫能外。下级传教士遭受的苦难最深，有115名传教士不是死在集中营，就是被枪决。在1938至1942年期间，大约有30万奥地利人因厌恶教会领导人屈服于希特勒和纳粹党而正式与教会脱离关系。
在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内，天主教会的态度一般来说，视它所保卫的人民在反抗占领军的斗争中的态度而定。许多女修道院和宗教机构掩护了犹太人和从纳粹德国跑出来的逃亡者，特别是抵抗运动的士兵。在比利时，人们曾对向德国输出工人、迫害犹太人、拘押人质以及其它暴行提出过强烈抗议。许多传教士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抵抗力量服务。马林教区的枢机主教范·罗伊曾下令宗教团体隐藏犹太人。列日教区的柯克霍夫斯阁下使这些犹太人受到热情接待。卢万天主教大学校长范·魏安伯格阁下坚决反对德国干预大学的行政管理的任何企图。1943年6月4日，他因拒绝提供送往强制劳动营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名单而被逮捕。许多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在抵制德国想方设法诱使其成员效忠于他们方面卓有成效。即将担任枢机主教的加迪让（他曾于1942年首次被投入监狱，在比利时解放之前又险遭第二次逮捕）组织了许多活动，使比利时的青年人不被送往强制劳动营。
荷兰的主教们对入侵的德国人一直持憎恨态度。他们宣称，纳粹党党员与一个天主教会的领圣餐者的身份特性是不相容的。一个领圣餐的人参加纳粹党可能成为剥夺他们领取圣餐的理由。基督教社团给予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帮助是十分有效的。荷兰的主教们为了与其基督教派配合行动，于1942年取得了德国专员赛斯－英夸特的让步，即祖先为犹太人但在1944年1月1日以前受洗的天主教徒均将不予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主教们的要求和赛斯－英夸特的回答是一起发表的，基督教的其它派别一致同意不采用这种方式，于是纳粹党便采取了报复行动，首先将那些犹太天主教徒驱逐出境。荷兰主教们的英勇行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国外，尤其在法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德国占领期间，荷兰的教士当中以加尔默罗会白衣修道士梯塔斯·布兰兹马神甫表现最为突出，他曾在内伊梅根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过天主教会的顾问。他被放逐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并在那里英勇地死去。
法国在1940年战败以后，教会团体内的善男信女们分成的派别决不比教会以外的同胞们分成的派别少。有些法国人忠于维希政府，有的则忠于戴高乐将军（这是第一批抵抗战士，对于他们来说，憎恨纳粹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感情），但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究竟效忠于哪一方，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那些因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缺陷感到失望的教会人士将维希政府当成了庇护所。这些人认为，法国被德国击败是法国政府搞无神论和老于世故的必然结果。某些传教士将贝当看作是法兰西的大救星。维希的善于谄媚奉承的天主教徒大多为与“法兰西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天主教右翼各阶层。与德国直接合作的传教士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个便是卢普教区的马约尔阁下，他是参加了“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的神甫。天主教领导集团与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对贝当抱有感激之情，因为正如贝当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使得他自己成了赠送给法兰西的礼物”。此外，维希政府希望达成的全国性的改革看来与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是并行不悖的。里昂教区的枢机主教该尔利叶说，“他们的座右铭是‘工作、家庭、祖国’，这和我们的座右铭是一样的”。维希政府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指导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法规，这对共和国的官员和世俗人士也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批准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内开设教义问答课，并把这门课程列入课程表。教会学校将获得津贴补助，家庭担任圣职的办法将受到鼓励。与法国前几届政府执行反宗教的政策相比，维希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赏识。这些措施对教会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故教会领导机构作出的响应是，确认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几名传教士陪同教会的正式代表沙博里阁下到达维希，他们期望能说服新政府执行某些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忽略了的计划。
虽然主教们与维希政府的关系起初是很诚挚的，但当他们与维希政权的分歧公开化之后，他们的关系便终结了。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青年人的问题。在一封教会领导集体写的信中，宣布他们反对由政府主办的青年组织。但在维希当局执行纳粹党制定的反犹规定之前，双方就此问题并未终断关系。首次抗议是盖里阁下以枢机主教盖尔利叶的名义，于1940年12月提出的。里昂的神学部于1941年6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大声疾呼地反对1941年6月2日制定的反犹法，说这个法令是不公正的。当1942年7月，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在巴黎达到高潮时，整个教会都起来反抗，共同向政府提出抗议。地下出版机构散发了教区书简，特别是那些由里昂教区的盖尔利叶枢机主教写的书简。因卢兹教区的萨利叶日阁下和蒙图班教区的特阿斯阁下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特阿斯阁下大发雷霆地说：“在巴黎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遭受最野蛮、最残酷的虐待。在我们教区内，我们被迫面对这样一种凄凉的情景：家庭解体，男人和女人遭受侮辱、受到监禁并被送往极端危险的不明地点。人们会听到一个基督徒发自内心的愤怒的抗议：我宣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是雅利安族还是别的民族，都是兄弟，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有权受到个人和国家的尊重”。有组织的援助（其中天主教援助机构起了主要作用）使在法国的二十万犹太人未遭受苦难。
里昂成了天主教反抗纳粹政权的温床。在萨利列日阁下的鼓动下，图卢兹鼓励和援助了抵抗力量。当自由出版机构在占领区消失，非占领区内的新闻检查加紧之后，地下出版机构愉快地恢复了向公众传播事实真象的活动。秘密发行的天主教刊物有：1941年创刊的《基督教陈述报》和1943年6月创刊的《法兰西基督教陈述信使报》。人们广泛地引用这两份报纸上的话，这几份报纸使法国人相信，教会中存在抵抗的核心力量。许多教徒和宗教团体充分发挥其机动性，而且变得十分积极活跃。派往游击队的第一批随军牧师就是在一般教士中征召的。
1943年成立了第13号强制劳动营，这便使政府当局和教会之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鉴于允许将人们流放到德国，从事强制性劳动并不是基督徒在道义上的一项义务，因此，里尔教区的枢机主教李耶纳尔和几名同事共同提出不服从这项决定的建议。其它一些高级教士们因被放逐的工人得不到任何宗教上的帮助而感到不安，同时他们知道随同被放逐工人的教士们有进行福音布道的可能，因此，他们对放逐工人一事持赞同态度。神学院学生，尤其是教士们给被放逐的工人们带来了由教会提供的精神上的安慰，这也是工人教士的起源。这种工人教士中有许多人与铁路系统的地下抵抗力量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例如他们协助许多拘留在强制劳动营中的人逃离了德国。到了法国解放的时候，人们方知道，从事政治上抵抗德国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另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一位天主教新闻、《黎明》报前社论撰写人于1943年开始主持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即或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但天主教与法国社会溶为一体是至关重要的。战后戴高乐将军和抵抗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因某些高级教士效忠维希政府，而要求对天主教领导机构进行清洗，然而因罗马教廷的使节昂吉罗·隆卡利（即后来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出面进行了巧妙的调解，因此，遭到清洗的仅有少数几个人。
在意大利，许多下级传道士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许多不信仰宗教的世俗人士（尤其是隶属天主教行动小组的那部分人）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波兰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波兰民族最忠诚的斗士，因此便成了入侵者迫害的对象，在10,017名教士中受害者即达2,647名。曾被拘留在集中营的教士有3,646名，死在营中的有1,996人。到了战争结束时，波兰教会领导机构（由45名主教组成）中，被杀害的、被流放的和遭到某种形式监禁的人就达一半以上。弗朗西斯坎·马克西米利安·柯尔比的悲剧故事感人尤深，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以他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的父亲。波兰天主教徒对国家被占领的痛苦感觉尤深，因为完全与波兰天主教领导机构断绝关系的梵蒂冈无法向波兰天主教徒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们除了对德国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进行谴责外，感到无计可施。流亡在外的波兰人比在德国奴役下的波兰人更加强烈地要求罗马教廷公开发布谴责德国的措词强硬的声明。
罗马教廷特使、流亡在卢尔德的枢机主教何兰德以及曾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避难的符拉迪斯拉维亚教区主教拉东斯基阁下成为波兰国内天主教徒的发言人。1942年9月拉东斯基阁下对教皇保持“缄默”，向罗马教廷的国务卿马格里昂阁下表示愤慨抗议。但马格里昂告诉他说，教皇不可能比留在波兰境内的主教们作得更好。留在波兰境内的那些主教们更是默不作声，他们甚至连教皇送来的一些鼓励信件都未向教友们传达。罗马教廷显然是允许各国的主教们决定它的政策的。罗马教皇驻柏林的使节于1943年3月2日致教廷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一些主要的要求，两天以后向教廷递交了这份备忘录，但教廷未予答复。教皇驻柏林的代表被剥夺了讲论波兰事务的权力。
在先前被苏联占领，后又被德国占领，最后又被苏联夺去的那部分波兰国土内，对宗教的迫害尤为严重。利沃夫教区的大主教斯泽普梯斯基阁下成了蒙受苦难的人民忍辱负重的象征。
波罗的海诸国内天主教徒遭受的折磨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地区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使得当地教士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判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它巴尔干国家内天主教会的作用是困难的。除去与德国合作的（主要是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外，在那个地区存在着顽强的抵抗活动，强烈反对纳粹推行的种族政策。德军于1939年3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将占领区改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虽然要听命于柏林，但依然保持自治的形式。传统上罗马天主教一直是斯洛伐克主要的宗教，那里的下级教士与公众一样憎恨匈牙利推行的马札尔化的政策，对后来捷克的统治亦持憎恨的态度。一位天主教士约瑟夫·蒂索阁下在1940年担任了斯洛伐克政府的首脑，与此同时，另一位天主教教士让·斯拉梅克阁下先后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巴黎和伦敦召开的会议。梵蒂冈与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斯洛伐克举行的订立宗教契约的会谈未获成功。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在斯洛伐克推行反犹法案时，蒂索阁下以辞职相威胁，至少部分地减轻了这项法案造成的影响。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内，罗马天主教会遭受的迫害与其它宗教团体（捷克全国教会和天主教兄弟会）所受到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是一样的，然而这并未能阻止天主教教士直接参加抵抗运动。到了战争结束时，教士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被杀或被监禁，其中有名的人物是布拉格神学院院长、未来的大主教贝兰阁下。被纳粹处决或折磨致死的教士合计达155人。
在南斯拉夫，得到部分下级传教士支持的帕韦利奇政府残酷地折磨成千上万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目的是使他们改信罗马天主教。这种迫害行动于1941年底达到高潮，后来逐渐缓和下来，主要原因是梵蒂冈和萨格勒布教区大主教斯台皮纳克阁下施加了压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斯洛伐克一样，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教廷可往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伊斯坦布尔等地派驻使节，从而得以继续在一些人道主义团体的帮助下，挽救一百万犹太人的生命。
新教教会
德国
新教教会共拥有教徒4,300万人。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更易受到纳粹国家的控制，主要因为天主教能得到梵蒂冈从境外给予的保护。新教徒共分成28个自治教派，他们并没有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因此更加易于受到政治上的操纵与控制。他们在其它各个方面也都是孤立无援的。一方面新教教会的根基是民族主义和条顿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自由神学，更加强调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对德国的文化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其基督教普救论则退居次要地位。“纯粹基督教”这个口号正是在这种土壤上才得以广泛流行开来。新教徒中的少数派（只有图林根教会中的多数派）认为，他们可以利用纳粹主义，使新教获益。这些“德意志基督徒”成功地使其成员在政府中和各地方教会中担任了职务。但从1933年7月教会也要执行种族法以来，在尼摩勒牧师的领导下，教会对国家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尼摩勒一开始即对民族革命持同情态度，并于1933年9月建立了一个牧师在防御组织。波恩的卡尔·巴特教授周围的人使神学界的抵抗活动具体实现。1934年5月底，在巴摩勒牧师的赞助下，于莱茵兰的巴曼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宗教会议。在尼特教授的激励鼓舞下，这次会议有力地重申了教会的精神实质，上下之间靠感化和启示，这与“德意志基督徒”搞的种族主义和横向哲学是截然不同的。会议认为：“我们不承认这样的虚构理论，即教会必须宣扬它忠实于各种裁决、各类权势、各类存在的事物和真理，而不忠实于通过上帝的启示而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巴曼会议拒绝承认教会是国家的附庸。再次强调精神教会是福音教派内部真正分裂的产物。与“毁灭的教会”或“德意志基督徒”相对抗的是“完整的教会”。但是精神教会与“完整的教会”则是两码事。精神教会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教会组织，它有一个掌权的宗教会议，一名会议的主席，每年均召开数次会议。所需之款项从教会成员那里征集，同时还建立了几所讲授巴曼会议原则的神学院。年轻的迪特里希·邦赫费尔教授是神学陆军里最著名的教师。但是由于纳粹独裁统治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教会的成员逐渐被迫转入地下。导致路德派与改革派教会发生内讧，以及激进派和主张与传统的教会组织机构共处的温和派之间意见分歧，使得精神教会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是极其不幸的。战争爆发时，它亦随之消亡。
然而，精神教会主要并不是第三帝国的政治上的反对者。它对第三帝国所持的反对态度与传统的教会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它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概念（对教徒造成了威胁）持憎恨态度。它的大多数成员希望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他们对政权的信心能够一致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苦处是一方面依附于他们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是抗击新异教徒的攻击。爱国主义的诱惑力即使对于那些最坚定的教会人员来说也是十分巨大的。自从1937年即被关进集中营的马丁·尼摩勒在战争爆发时也自愿地参军了。
如果精神教会未曾宣扬革命，它的某些成员也就永远不会放弃在政治上武装起来反对纳粹主义的想法。这一点至少对邦赫费尔来说是正确的。他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成功地研究一种很有独创性的神学综合法，即用世俗的观点解释圣经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他反对基督教与世俗责任相脱离以及宗教完全世俗化的理论。他力求创造出大众化的神学，使教会有力量反抗第三帝国的罪恶。
邦赫费尔于1943年被捕。虽然他可能热情地支持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举动，但是他显然未曾参加这一行动。
宗教界人士在此次谋杀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策划谋杀的人当中还包括一些已经放弃宗教活动的人。涉及此次暗杀希特勒活动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德国旧贵族或富有的普鲁士中产阶级的后裔，但其中并没有天主教徒。这些人已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感到已被教会完全遗弃，除了对上帝的虔诚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动力。
总部设在柏林、在德国境内设有20个分支机构的格鲁柏局，是一个奋力援助那些因种族关系遭受迫害的人的重要机构。这个组织是在“福音派教会临时领导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的领导人被当局逮捕并进了集中营，格鲁柏本人也于1940年被投入监狱。
纳粹当局对精神病人实施无痛苦致死术的计划遭到新教的各个团体的强烈反对，即使那些已与教会断绝关系的人也是如此。符腾堡教区的主教沃尔姆于1941年私下表示过反对，他的反对活动也确实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于战争变得日益激烈，当局对教会的各种例行活动的干涉亦随之而增多。仅仅由于世俗人士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妇女担任了牧师，教士们才得以在战争最后的年代里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坚定地忍受纳粹政权公开迫害的一个宗教派别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权用三角形作为他们的标志，他们拒绝参军，同时还耐心地期待弥塞亚的返回，这一切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这里应强调的是，精神教会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教会。参加这个教会的都是些社会名流，特别是那些蔑视自由神学的年轻人。虽然精神教会的许多成员于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例如，尤根·葛斯坦梅尔牧师从1954年至1969年曾担任联邦议院的主席），但是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它几乎销声匿迹，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它已逐渐消亡，这是确凿的事实。在德国的牧师当中最多只有10%的人同情精神教会，它的追随者（大部为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是虔诚的教徒。总的来说，德国的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因为其民族传统和在神学方面的约束性较小，故而在与纳粹政权合作方面的疑虑较小，而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因对国际天主教表示忠诚而对纳粹主义持敌视态度。
各个教会在道德上最严重的缺点可能是他们对犹太人的待遇问题所持的态度。在战后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中，人们经常提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沉默”问题。尽管如此，当地和地区的教会在背叛他们的犹太同胞方面应负主要责任。从一开始，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就是很懦弱的，例如，德国主教会议主席和新教协会主席在1933年4月拒绝关于发表反对歧视犹太人的正式抗议书的请求。天主教教会内部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占了上风；新教教会则认为国家有权采取那样的措施。这样一来，当1935年纳粹政权将许多臭名昭著的限制强加给犹太人时，以及在1938年所有公开迫害犹太人的限制都放松时，教会对此仍然保持缄默就不足为怪了。
基督徒放弃其责任一事只能从历史的来龙去脉方面加以理解，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反犹太主义推向高潮；19世纪沙文主义的象征文学将其推向了更高的地步。除此以外，人们看不清“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上的”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区别，以致于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少数有名望的神学家对反犹太主义提出的警告以及中心基督教政党吁请采取温和政策，均无足够的力量阻止世俗人士对犹太人日益增长的仇恨。被德国占领的一些国家内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尽管摆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面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传统的敌对情绪加深了。
世界基督教联合委员会
纳粹政权迫害教会引起的国际反响，导致了组建精神教会，同时激起了巨大的感情冲动。瑞士、英国和美国国内激发的同情心促使他们立即向德国新教徒们表示了友爱的情谊。此外，德国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世界教会联合委员会内部新教各团体的重新组合更进了一步。各团体重新组合一事早在1938年于乌特勒支已经确定，但因战争的关系，大家同意推迟到1948年实施。使德国的新教徒与海外新教徒联合起来一事，又是那位邦赫费尔从中起了作用，当然他在干这件事时得到了英美两国领圣餐者的友谊援助。英国圣公会奇切斯特教区主教贝尔直言不讳地反对战时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并试图使英国对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抱同情态度，但未获成功。奥斯陆教区主教贝尔格拉夫在1942年被拘禁之前，一直是宗教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首领。1939年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援助难民的机构，后来这个机构又迁往瑞士，它曾积极为遭受种族迫害的人寻找庇护所。
法国新教徒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作为少数派（4,200万人中只有80万新教徒），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政策。这样他们也就用不着考虑要讨好与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的维希政府了。胡格诺教派的教徒们也怀疑“教权主义”会复苏。法国新教联合会主席、世界基督徒联合委员会副主席之一的波哥内牧师认为，1940－1943年在维希政权背后隐蔽着一个反新教的运动。然而，他确实同意在维希政权内担任胡格诺派教徒的代表（先在维希，后在巴黎，时间是从1940年7月至1943年3月）。波哥内牧师认为，他可利用这个机会来写抗议种族迫害的信件。1941年3月26日，他给法国犹太教负责人写了信；6月27日及8月20日先后给贝当写了信；1943年8月27日给赖伐尔写了信。1942年9月22日，改革教会全国委员会在给其会众的信件中，对迫害犹太人一事进行谴责，人们在几乎所有的新教布道讲台上均可听到这封信。总的来说，新教的各个教会不象天主教教会那样，行动起来各行其是。尽管他们在一开始时十分谨慎有所保留，但是他们积极地提供了援助。他们起初是孤立无援的，后来他们很快地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南方。法国青年运动组织了一个名叫CIMADE（法文“被疏散人员内部行动委员会”的缩写司）的机构，最初目的是援助阿尔萨斯－洛林；从1940年秋季开始，又致力于援助非雅利安族的难民。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到法国南部以后，他们活动便更加小心谨慎了。
小 结
纳粹政权选定的攻击目标是天主教会，但与新教教会相比，天主教在避开攻击方面更加有准备。虽然它在保护群众不受纳粹理论毒害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为组织形式是极权主义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力为其政治活动制定神学上的理论。与经相反，新教（其教义实质受到纳粹异端邪说的亵渎）中的杰出人物在为“真正的信仰”作斗争时——即成立慰藉人心的精神教会，使得新教又获得了新生。
然而，从教会的“沉默”中是看不出他们的真正态度的，而从他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所作所为方面则可看出他们的真正态度。我们手头现有的文件不足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动机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他们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果是因怯懦而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可能会执行机会主义的、天真的顺应主义。但是许多人是因为宗教的信仰而反对纳粹主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斯费尔斯曾写道，单单各教会的反抗就有能力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他们是在本国的国土内进行自卫，并且有助于建立抵抗运动的积极形式，而其紧迫性和力量都是外部革命运动无法提供的。
前言：Derek S.Zumbro
1941年，当德国国防军132步兵师的官兵们向着俄国进军时，他们深信自己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责任，这是他们自小就接受的教育。带着这种天真，他们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东方的征途。四年之后，伤亡惨重、衣衫褴褛、仅靠定量马肉残喘的该师残部向苏联军队投降。
作为Bidermann家的亲密朋友，我很早就知道Gottlob Bidermann在东线服役过几年，但直到1985年我才详尽地了解他的东线经历。当时，一只美国海军特遣舰队访问德国基尔港，联邦德国海军邀请我担任舰队司令的翻译和联络官。我借此机会邀请欧洲的朋友们参观这些美国战舰，我也邀请了G.H.Bidermann来参观北约武力的这次展示，他接受了邀请并优雅地表示了谢意，他还告诉我：这份邀请对他而言足足迟了40年。正是这种奇怪的回复使得我确实地了解到1945年他在库尔兰的真实经历，当时被围困的士兵们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那极不可信的谣传上面。1945年5月，有一种流言在库尔兰集团的残部中间纷纷流传开来：美国和英国将派遣一只舰队到波罗地海来疏散Bidermann所在的师，以使它免遭苏联军队的摧毁。更有谣传说道：库尔兰集团的老兵将加入美国军队，然后在易北河与红军作战并将其赶出欧洲的心脏地带。
不久之后，为了重新整理Bidermann的战时经历并把它们翻译成英文，我特意来到位于南部黑森林地区的Bidermann家中作客，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回忆录的副本。为了缅怀132步兵师的老兵，这本回忆录早在多年以前就由他个人出版了。Krim-Kurland mit der 132. Infanterie-Division 1941-1945，Bidermann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64年完成，那时离该师的残部步向战俘营不到20年、离最后一批幸存者被苏联政府释放也不到10年。这本回忆录成为得以撰写本文的原始素材。
从苏联腹地那些不知名的集中营和战俘营生还的前库尔兰士兵们，在多年之后发觉自己越发被当年战斗中狂暴的死亡场景所困扰。就像前敌对阵营的许多士兵一样，他们都生活在由那场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中生还而产生的负罪感之中。他们被反复出现的战场上的噩梦所惊醒，死于苏联步兵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下的战友们的垂死呼号依然回响在耳边，陷于坦克燃烧烈焰中的敌军士兵的惨烈叫声似乎就在几米之外。这些场景无法被轻易地遗忘，它们是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即使经过这么多年，这些反复出现的恐惧仍然是难以磨灭。
通过Bidermann回忆录的撰写，这位前国防军军官试图抚平这些心理创伤，并以一种所有非参战者都能分享、所有那个特定时期的老兵都能找到共通点的手法来描述他的战时经历。通过他自己的记忆和其他同师战友的回忆，Bidermann完成了这部事件比较精确的手稿，它生动地描述了步兵所经历的东线岁月。
在原稿的序言中，G.H.Bidermann写道：这本书并非是重写那些代表二次大战的残忍的历史事件，也并非因为书中相关内容的缺乏而暗示那些事件没有发生。这是一部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们在第一线所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仅此而已。所以对于整个东方冒险过程中在德国军队身后发生的那些不可否认的政治事件极其相应后果，人们在书中完全找不到潜在的负罪感、悲哀或是悔恨。多年以前，陆军上校Sepp Drexel给该书作序时写道：“这本书是献给阵亡者的，同时它也是为活着 的人们而写。”本书正是本着同样的目的而翻译和出版的。
与G.H.Bidermann的面谈、对相关事件的讨论以及对陈年文档和照片的仔细检查，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好几年。作为Bidermann战时经历的译者和作者之一，我认为有几个相关问题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为了原汁原味地保持传统的国防军军事架构，我认为最好都用德语来标示绝大多数的军衔和部队名称。专业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就一些细节表示不同意见或者发现谬误，例如飞机名称、敌方军队的实力、或者相关事件发生的特定日期。如果的确如此，那是因为本书的原始素材来自于那些在战场上匆忙完成的信件、凭借褪色照片回忆起来的人名、以及Bidermann及其一些幸存同志衰退的记忆。在确定某个可能存在的事件的时间和地点时，我偶尔也会采用官方公报和部队的战斗日志。因为官方公报和战斗日志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审讯战俘和战场上缴获的文件，所以它们也不一定都是确实可靠的。
Fritz Lindemann将军的遗孀和儿子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官方文档。这些文件能得以保存至今，完全是因为7.20事件后当盖世太保搜查Lindemann将军位于德国北部的住所时，他们忽略了将军在德国南部Bodensee附近的第二居所。在行刺事件数月之前，Lindemann将军就把他的私人文件转移到了他的第二居所保存。
本书的主旨并非仅仅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东线历史的来源，而是一个被邪恶意识形态的命令所欺骗的人所目睹和参与的事件的精确编年史。这场远征的幸存者们经历了巨大的角色转换---从入侵的征服者到精疲力竭、困守孤地、面临众寡悬殊的生死之战，历史给予他们的经历以永远的阴影。生活在这种阴影下的人们，参与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武装力量和工业实力之间的决斗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在一个邪恶世界里关于生存和失败的无数教训。我们有责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始终留意它们所一直传达的讯息。
引言：Dennis Showalter
（有删节）
任何一部关于二次大战地面战斗的回忆录都会引发两个根本的问题：作者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怎么熬过来的？Gottlob Bidermann讲述了一个在世纪之交越发变得陌生的故事，一个需要理性判断和情感反应的故事。对于和平时期的人们，Bidermann是一位勇士。他不是一个坦克手或一名飞行员，而是一名步兵。他没有在大德意志师或装甲教导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中服役，而是以数字作为番号的不知名的部队。Bidermann没有获得由阿道夫.希特勒亲自授予的最高勋章。对于俄国前线步兵部队中的一个长命的老兵来说，他的两枚铁十字勋章、克里米亚盾章和近战勋章，差不多是一种标准的奖赏。
但要获得它们也并非那么容易。1942年Bidermann参加了对塞瓦斯托波尔俄国要塞的突击，那场历时6个月的围城战使德国国防军付出了10万人伤亡的代价，而这胜利的荣耀却因当时正在展开的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而变得黯淡无光。1943年当军事记者和摄影师都跑去别处挖掘新鲜题材时，Bidermann和他所在的师转向北部的列宁格勒前线，参与了围绕这座城市而展开的史诗般战斗的最后阶段。1944年俄军的巨大攻势把整整一个集团军群困死在波罗地海沿岸的库尔兰口袋，Bidermann正是那里结束了他的战争。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沼泽地带和森林里的恶战中，Bidermann获得了更高的荣誉：德意志金质勋章、金质负伤勋章以及Honor Roll Clasp。在战争快要结束时，他还获得了坦克击毁臂章。这些后期所获勋章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多次负伤、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下级军官，Bidermann得到这些荣誉实属当之无愧。他的经历为第三帝国的最终毁灭做了一个脚注。
Gottlob Bidermann并非是一个"典型人物"，他的战争故事是每一个士兵的战争故事，是一个永恒的关于士官和下级军官的传奇。绝大多数翻译成英文的德国方面的二次大战个人回忆录描写的都是关于高级军官、空军战斗机部队、邓尼茨的U艇部队、装甲部队或是武装党卫队的事迹。Johannes Steinhoff、Guy Sajer、Michael Wittmann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书架上和脚注中。但是没有人提及第三帝国武装力量中数百万普通士兵的经历和牺牲。他们默默无闻地战斗，默默无闻地死去。甚至那些倒在俄国土地上的士兵的坟墓也被撤退时的德国军队或被决心为其2000万死难同胞复仇的俄国军队毁灭了。
......在此有必要对二战时的德国步兵做个介绍。和所有的军队一样，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师。不过相对于美国军队组建类似单位的实践，德国步兵师是以"波次(Wellen)"来组建和装备的，整个战争期间总共有35个波次。Gottlob Bidermann所在的132步兵师属于"第11波"，是应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侵俄计划而于1940年9月组建。它参加了1941年4-5月的为期短暂的巴尔干战役，不过其实际的战斗开始于1941年6月30日当它跨越俄国边境时。Bidermann正是从那时展开了他的故事。
最初，每个波次师团的装备状况都大同小异，这主要取决于兵工厂的能力或者说第三帝国能从被征服地搜刮到什么。一些侵入俄国的师团装备着缴获的法式反坦克炮，运输部队里也有缴获的法式车辆。例如Bidermann最初服役的反坦克连就用轻型法式拖拉机（产自洛林的chenilettes）来拖曳反坦克炮。
相对于武器装备来说，组织结构更为标准。德国步兵师辖有3个步兵团，每团又有3个营，132步兵师辖有436、437和438团。此外，还有1个由4个营组成的炮兵团，营的番号由1编至4。而美国军队的编制则是由1个炮兵指挥部下辖4个独立的炮兵营。相对于美国军队，德国步兵师还编有1个反坦克炮营和1个装备有马匹、自行车、几辆轻型装甲车的侦搜营。按照德国军队的标准惯例，这两个营的番号与所属师的番号相同。
德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编有工兵部队、医疗部队、通信部队和后勤部队，不过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德国步兵师几乎完全以马匹作为运输工具。在其力量最为强大的1939年，一个"第一波"步兵师在最优先装备的条件下，拥有5000多匹战马，卡车却不到600辆。纳粹德国在1933-1939年间偶然得以实现的重新武装使得它无法考虑到发展中的汽车工业是否能让一只大规模的军队实现机械化。唯一的例外就是反坦克连和反坦克营，因为需要它们快速运动去狙击敌军的装甲部队。整个战争期间，步兵由卡车运输的情况并不普遍，这通常意味着出现了紧急状况。
随着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德国步兵师的编制在战争期间进行了数次修改。对132步兵师而言，最重大的改变是1944年每个步兵团仅辖2个营，而且侦搜营改称燧发枪营，作为由师长直接指挥的第7个步兵营。
人员的减少，至少从理论上讲，要由新的装备来弥补。作为评估这种方法的最好方式，可以拿Bidermann大多数时间所服役的437步兵团的架构来进行仔细研究。研究二战美国军队的学生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并非陌生，1941-1945年间的美军步兵团的结构至少在纸面上是与其德国对手相似的。实际上，1940年的美军编制表就是有意地模仿德国军队。
每个德国步兵营辖有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与美军步兵营的重火器连不同的是，这个机枪连编有1个迫击炮排。一个美军步兵团的12个连的番号由字母A编至M，其中省略了字母J。而一个德国步兵团的连队番号则由数字1编至12，此外还有1个由马匹拖曳的短程近距离支援火炮组成的第13连。（美军步兵团也有1个担负相同任务的火炮连）最后，德国步兵团还有1个编有12门反坦克炮的反坦克连，番号为第14连。
这个反坦克连是德国步兵团里唯一的全摩托化部队。在Biderman服役的大多数时间里，437步兵团的第14连装备的是12门37毫米高速炮。1942年末美军步兵带入突尼斯的反坦克炮就是这种炮的仿制品。该炮列装于1936年，它重量轻，可以在短距离内用人力转移位置。不过到了1941年中期，作为反坦克武器而言，轻便已经成为了它唯一的优点。37毫米的弹头经常被俄国坦克的装甲反弹，这使它得到了"国防军敲门人"的绰号。尤其在面对苏德战争头半年出现的T-34和KV重型坦克时，德国反坦克炮手不得不近距离射击炮塔接合部那样容易击穿的位置或者让坦克通过再朝其侧面或后面开火。两者都是高度冒险的选择，需要炮组每个成员钢铁般的神经和精确的时间把握。
这种战术意义重大，因为在东线的大多数战斗里，这种拖曳的反坦克炮是德国反坦克防御的骨干力量。美军步兵师通常依靠师属的1个坦克营和1个自行的驱逐坦克营来担负反装甲任务，与其大不相同的是，德军步兵师最多只能临时组成12辆突击炮，其它的就只能指望各团的反坦克炮炮手了。随着战争的进展，37毫米炮先后被50毫米炮和75或76毫米炮取代。但是，对于炮手和步兵意志力的要求却仍未改变。如果说二战中的德国步兵在近距离战斗中是有史以来最勇猛的战士，其实在相当程度上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1943年完成军官培训返回部队后，Bidermann没有被调回反坦克连。他被任命指挥一个步兵单位，自1941年以来，步兵的武器装备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美军一样，德军步兵连队的基本构成单位是1个班或称为"gruppe"。美军步兵的战术主要是依靠每一个步枪手和他手中的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或机枪的任务是提供火力支援。与此不同的是，一个德军步兵班主要以其轻机枪为核心，MG-42在Bidermann的后半段记述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其他手持闩锁式毛瑟枪的步兵的任务则是掩护机枪手并为他们背负弹药。只要机枪仍在射击，就有可能打退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步兵或是坦克的进攻。
MG-42的高射速和可以快速更换的枪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线德军步兵员额的不足。而每个步枪手只要有机会，就会扔掉手中上个世纪末的武器，转而使用德制的MP-40或是俄制冲锋枪。尤其后者因为工艺简单、性能可靠而大受欢迎，尽管它独特的射击声容易导致友军误击。后来的AK-47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越战美军的青睐。
1943年初，被步步紧追的德国步兵接收了世界上第一批突击步枪---Sturmgewehr。其子弹的药筒更轻、更小，它可以全自动射击，并且经受住了最恶劣环境的考验。尽管没有普遍列装，但在像132师这样的普通部队里也能出现它的身影。虽然Bidermann没有明说，但利用他的职位搞到一枝并长期使用它，这也在情理之中。
与美军不同的是，德军步兵师还有1个新兵训练营或者说补充营。整个德国被划分为21个军区，国防军的每个师都从所属军区补充员额。这样的军区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小是因为它易于按照地理位置区分，说它大是因为它的某个镇或街区不会因为战场上的某次灾难而损失它的大部分年轻男性公民。（例如1916年发生的英国"老友营"的个案）132步兵师来源于第7军区的一只南巴伐利亚单位。后来连同来自Eifel、Palatinate、Saar地区的部队一起被调给第12军区，1940后又加上来自新并入的洛林省的部队。Bidderman完成军官培训后就是在洛林报到的。
一般来说，新兵、伤愈归队者或是后派学习特定课程的人，都应向其所属团的补充营报到，然后由补充营组织分派回前线。然后他们应向师属补充营报到，最后才被分派到需要的单位。随着战争的进展，这种制度也逐渐被打破了。归队人员可向任何补充营报到，随之被派往任何有需要的单位，甚至全部投入临时组织的战斗群去应付紧急情况。正如Bidermann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团和师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尽管如此，尽可能保持部队建制区分的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在战争末期，尤其是对于Bidermann在一段时间内指挥的临时组建的部队而言，内部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军一线部队的有效力。Bidermann所描述的"突击预备队"或"警报连"就是担负紧急作战任务的战斗群。其基干力量通常为团属的战斗工兵排，可能还包括厨子、文员、可以行走的伤员、掉队士兵，没有几个美国军官会选用这些人担任危险的任务，即使他们是仅有的后备人员。但是就是437团的这些"不中用的人"在战争末期多次挽救了危急的战场局势。
没有哪个士兵能比Gottlob Bidermann、比132师的士兵们、比身着原野灰的国防军制服的数百万士兵更为勇猛善战。Bidermann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像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只是普通的人在特殊时期尽他们的本分而已？阿道夫.希特勒新秩序的丑恶现实是否真的是远离前线？当然，本书没有屠杀战俘或平民的记录。相反，Bidermann着墨不少来描述与克里米亚农民之间的诚挚关系。他反复强调俄国战俘得到了"恰当的"对待。文中仅有的与大屠杀有关的文字，描述了列宁格勒前线附近发生的在一个"犹太人墓地"进行的恶战，这真是一个讽刺，当然当时正在一个不可原谅的环境下拼死战斗的Bidermann及其战友不可能体会得到。
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老兵们：
Fritz Lindemann：师指挥官，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其遗孀和儿子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官方文档。
Josef Drexel："Sepp大叔"，436团指挥官，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
Jahn：132炮兵团连指挥官
Erich Bolte：132炮兵团营指挥官
Hans Gassner：132炮兵团连指挥官
Fritz Schuhmacher：437掷弹兵团第5连班长
Fritz Schmidt：437掷弹兵团团指挥官，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
Hermann Wetzstein：437掷弹兵团第12连军士长
Erich Volle：437掷弹兵团第2营营副官
Willi Baur：437掷弹兵团第6连指挥官
Erhardt Zoll：436、437掷弹兵团第14连指挥官
Hans Hanselmann：132炮兵团第4连
Guenter Weisensee博士：438掷弹兵团第1营军医官
Albrecht Busch：437掷弹兵团团部参谋
Otto Selle：132步兵师师部参谋
Franz Lobermeyer：438掷弹兵团团部参谋
Otto Reiss：师通信分队
Richard Bitsch：师部参谋及营指挥官
Ulrich Erhardt：438掷弹兵团第1营指挥官
Gottfried Sperger：437掷弹兵团第2营
Horst Kohl：132炮兵团营指挥官
Georg Geitz：437掷弹兵团第9连军士长
Fritz Schramm：436掷弹兵团第3连
Eduard Wunderer：师部牧师
Fritz Thielmann：132炮兵团
Hans Herrle：438掷弹兵团团部参谋
Albert Krentz：437掷弹兵团第14连下士
Franz Ketterl：438掷弹兵团连指挥官、营指挥官
Jakob Hohenadel：438掷弹兵团第14连排指挥官
Friedrich Moehle：132战斗工兵团第1连军士长
Hans Stenitzer：437掷弹兵团第2、3营参谋
Guenther Fleck：437掷弹兵团第11连无线电操作员
Friedel Lang：437掷弹兵团第3营副官、连指挥官
Ernst Luecker：437掷弹兵团第1、2营参谋
1941年6月与Gottlob Bidermann一起进军俄国的12名炮组成员，除了3人活着返回祖国之外，其余的人全部阵亡于俄国前线。
炮长：一等兵Bidermann，22岁，7次负伤，1945年5月8日向苏联军队投降。
炮手：一等兵Ohler，21岁，1942年9月在Gaitolovo附近失去一只眼睛，因伤势严重而退出现役。
装填手：一等兵Albert，21岁，多次负伤，1944年在Dunaburg附近的战斗中阵亡。
弹药手1：一等兵Spinnler，21岁，多次负伤，1943年在拉多加湖南部的战斗中阵亡。
弹药手2：一等兵Eichler，21岁，两次负伤，1943年在北部战线的战斗中阵亡。
弹药手3：下士Krentz，29岁，在1943年的Smerdynia战役中负重伤，一只手和一条腿被截除，因伤势严重而退出现役。
弹药手4：列兵Wacker，22岁，两次负伤，1943年在Gaitolovo附近的战斗中阵亡。
机枪组指挥员：一等兵Hafner，21岁，负过伤，1942年2月在Parpatsch阵地的战斗中阵亡。
炮手1：下士Brendel，32岁，1943年在拉多加湖南部的战斗中阵亡。
炮手2：列兵Eigler，19岁，1944年在北部战线的战斗中阵亡。
火炮搬运员：下士Fehr，35岁，1944年在Dunaburg附近的战斗中阵亡。
弹药手：一等兵Fahlteich，35岁，1943年在北部战线的战斗中阵亡。
200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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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烈大帝也就是普鲁士王国的第三位国王菲特烈二世，国内也译为腓特烈二世。其可能是德意志历史上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对现代的德国人来说更是一个辉煌的神话。
少年时代
菲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在1812年得到了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日后的菲特烈二世。菲特烈-威廉的前两个儿子都因为疾病而早早夭折，所以这个儿子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对他而言无疑是上帝的恩赐。就本质而言，菲特烈-威廉是一个极为爆裂的军人，但是他却也能认识到教育对自己儿子的重要性，不过另一方面他却很严格限定了菲特烈二世的教育范围，只要求教授给他关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知识。按菲特烈自己日后的话来说简直是“斯巴达式教育”。
菲特烈-威廉给宫廷教师定下了这样规矩，“我不希望菲特烈脑子里充斥无用的玩意。只许教他现代的德意志历史，政治经济学，军事策略，数学，德语和法语。他不需要学习任何16世纪以前的历史，之后的也仅仅是德意志的日耳曼历史。不准教他拉丁语，绝对不需要！”
然而年幼的菲特烈却远远不满足他严厉父亲定给他的课程。刚刚8岁的菲特烈就向自己的老师提出要学拉丁语，教师起初很犹豫，但是在菲特烈的死缠烂打下，终于使妥协开始偷偷教他拉丁语，并同时也开始传授那些菲特烈-威廉禁止的知识，比如文学和音乐。之后，这个秘密被老菲特烈-威廉在无意中发现，一气之下一边对着教师大骂“你在教我儿子什么鸟语！”一边挥舞着拐杖追打教师。但是，菲特烈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些知识，他自己偷偷购买文学和哲学书籍，并悄悄学起了音乐，尝试吹凑长笛。
而菲特烈的母亲，王后索菲亚-多罗西亚（Sophia Dorothea）也就是此时英国汉诺维王朝国王的女儿，则在一边和自己的丈夫唱反调，鼓励自己的儿子去学习自己爱好的知识，每当菲特烈-威廉对菲特烈发火要惩罚他的时候，菲特烈就会逃到母亲那里“避难”。之后，他更是通过母亲得到了大量“启蒙运动”的哲学书籍，阅读了大量伏尔泰的著作，不但自己陶醉于此还把自己的姐姐威廉敏娜来入此道，常常一起朗诵探讨法国文学。此时的菲特烈和他父亲矛盾日益加深，他讨厌一切他父亲喜欢的东西而喜欢一切他父亲所讨厌的东西，只有一样除外，那就是对军事策略的兴趣。当他只有1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等等名将事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到了菲特烈18岁那一年，他的老父亲命令他迎娶布恩斯韦克的公主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runswick-Bevern）为妻，当然这是一门政治上的联姻行为，然而这招致当时满脑子法国启蒙主义和自由思想菲特烈的强烈反对。此时他实际上已有了意中人，就是他远在英格兰的表妹，过去他们曾见过几次面日后又是彼此传书，也算得是情投意合。最后，菲特烈则是上演一幕“王位诚可贵，爱情将更高”的逃往故事，他决定悄悄溜出柏林潜逃出普鲁士到英国和自己的表妹有情人终成眷属。菲特烈如此计划，也真的将其付诸实施。但是在即将越出边境的时候遭到了近卫军的逮捕，被押解回了柏林。这一回，老国王怒不可遏，连菲特烈母亲也帮不了他了。协助菲特烈出逃的好友几乎全部被菲特烈-威廉处决，而菲特烈本人则被投入大牢成了阶下囚，被关押了整整18个月。不过毕竟是亲生儿子，老国王最后也实在于心不忍继续，而菲特烈也向父亲道歉，双方妥协和解。菲特烈答应娶伊丽莎白为妻，而老国王也表示不再干涉他自己的爱好。1833年，菲特烈正式迎娶了伊丽莎白为妻。不过，菲特烈始终没有碰过这个王后，在他登基后几乎都是把她留在柏林，自己一个待在无忧宫（Sans Souci），并告诫其“没有事，少来打搅。”不过，菲特烈倒也没有另外去寻花惹草，之后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以至于他的姐姐威廉敏娜每次到无忧宫，都说“这里简直就是修道院，而你自己就是修道院院长。”而菲特烈则每次都是一笑了之。
1833年后的菲特烈在父亲的安排下开始接触国政，他往往作为父亲的钦差大臣在国内四处视察。1835年他又被派往瑞因斯堡（Rheinsberg）担任地方长官。其间写了一部政论书籍《反马吉维利亚主义》（Anti-Machiavel），书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关于“公仆”概念，并指出所谓国王不应该以玩弄权术为目标而是应该以“国家第一公仆”为准则。此书次年以法文在荷兰出版到了伏尔泰的好评。之后，菲特烈和伏尔泰之间也就开始密切的书信往来。另外在这段时间，菲特烈的长笛演奏水平也是突飞猛进获得了不少音乐家的指点，也常常在自己的官邸举办音乐会。
当菲特烈28岁的时候，老菲特烈-威廉终于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临死的时候，菲特烈-威廉先是说“我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该这样离去。”但随即又挣扎地坐起来说，“不，我至少要穿着我的军服去死。”随后菲特烈匆匆赶回了柏林继位国王，号菲特烈二世。菲特烈-威廉去世时留给了菲特烈二世一支8万人的精锐常备军，这和当时奥地利的军队数量相当，然而后者却比普鲁士大上十倍。上台后，菲特烈马上就显示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
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Charles VII）于1840年驾崩，但是他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他的女儿特里莎继位为皇帝。这个时候菲特烈联合法国以女性没有继承权为借口发兵奥地利。然而菲特烈真正的打算是乘机吞并富饶的西里西亚省区（Silesia），这里是日耳曼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棉纺区,对于维持普鲁士高额的军费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随即普鲁士军队马上越过边境开始侵攻奥地利，由菲特烈率领的3万大军突然攻入西里西亚，由此展开了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此时奥地利国内政局还是乱作一团，匈牙利的贵族会议也乘机向特里莎提出自治要求，年轻的女皇一时间内忧外困，军队仓促应战其结果也可想而知，被菲特烈的精锐部队轻松击败。到了1741年1月3日，普军攻占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特。1741年1月底，整个西里西亚除格洛高、布里格和尼斯三个坚强的要塞外，其余均被普军占领。奥军被迫退守南面的摩拉维亚，而普军则沿摩拉维亚边境驻防和奥军对峙。
战争期间，莫尔维茨会战成为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1741年4月10日，菲特立二世率2万2千人，兵分5路进至西里西亚南部的莫尔维茨村，与奥军司令奈伯格将军率领的1．9万奥军遭遇。普军部队几乎全部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奥军其中多是刚刚紧急征召的新兵。但普军虽更早地侦查到了奥军，但由于对于地理不熟悉未能立即发动进攻。而奥军却未等普军队列全部展开，率先发起骑兵冲锋。奥军左翼骑兵4千名在大雪的掩护下，突然出现冲到了普军面前，并将普军队形冲散。而菲特烈则用猛烈的炮火将其击退，而后，奥军步兵实施进攻，也被强大的普军炮兵以密集火力击退。不过此时年轻的菲特烈初上战场，似乎也显得有些紧张和不满，虽然普军已经开始占有优势，但菲特烈还是被激烈残酷的战场吓得不轻，以至于他对申莫林垣将军说到“战火让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将指挥权交给你，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最后，普军步兵在帅指挥下发起反攻，迫使奥军溃退，最终取得胜利。这一战。普军伤亡4800人，奥军伤亡4500人。1741年6月与法国秘密结盟，别的日耳曼邦国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西班牙等相继投入对奥地利的战争。到了1741年底，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被卷入战争。到了1842年初，特里莎终于获得了匈牙利贵族的支持，双方达成了妥协。同时她又和英国的乔治二世结为同盟，英国从1839年起就已经和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了。此时的特里莎随即开始了反攻，年初奥军大胜巴伐利亚军并开始围攻布拉格。7月，特里莎和菲特烈签订《柏林条约》将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普鲁士，而菲特烈则推出了战争。而法军不久后又在地特尔根（Dettingen）被英军击败，也宣布休战。至此，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在所有的交战国中，菲特烈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普鲁士获得了富饶的西里西亚。
但是和平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到了1744年，奥地利在特里莎的经营下开始恢复了元气，又和萨克森结盟，大有中兴之势，这让菲特烈感到很不安，因为他觉得奥地利的重新复兴让他刚刚获得的西里西亚地位很不稳固。所以他再次决定发动战争，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844年他的军队侵入了波西米亚之后很快就击败了奥地利军队，9月普军攻占布拉格。之后，奥军在10月发动了猛烈反击，菲特烈被迫退回了西里西亚放弃了布拉格。1745年初，奥军又在西部先后击败了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5月，奥军开始了重新夺回西里西亚的攻略。菲特烈将6万人隐蔽部署在西里西亚的霍亨弗里德贝格附近，伺机偷袭向该方向行军的奥、萨联军。6月4日早上4时，普军突然先后对奥萨联军发起奇袭，分别将其击溃。8时许，交战就已经结束。联军伤亡1．4万人，而普军伤亡人数的只是次数的三分之一。9月30日，奥萨联军在西里西亚西部的索尔以两倍于普军的庞大兵力向普军发动进攻，但还是遭到菲特烈的侧翼打击，被普军击败，损失约8000人。12月25日，普鲁士同奥地利以及萨克森签订《德累斯顿和约》。按照和约，奥地利将几乎整个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但菲特烈将在日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中投玛利亚•特里莎的丈夫弗朗茨•斯特凡大公为皇帝。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至此结束。在凯旋柏林的时候，普鲁士的市民们在欢迎菲特烈的时候首先喊出了“大帝万岁”的口号，此后菲特烈二世也就获得了“菲特烈大帝”的称号。
之后的普鲁士迎来迎来十数年和平时光。而菲特烈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往国内建设。首先在他的主持下，柏林科学院得以成立，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名誉会员，同时菲特烈也开始拨出一笔皇室费用作为科学奖学金，以次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他要求所有贵族子女都必须进学校学习，而其中的男性子弟还必须进入军校并在军队服役至少5年。对于平民的教育，他也采取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努力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教育水平和素质。另外一方面菲特烈也破天荒地开放了普鲁士的言论出版自由，打破了报纸的新闻禁锢，甚至允许柏林的书店里公开摆出丑化他的漫画。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和我的人民达成了协议，我干我想干的事，而人民则说他们想说的话。”
当然对于军队的建设也同样不会被菲特烈所忽视，他为此投入了大批经费。但是菲特烈同时并不希望由于军费的高涨而影响乃至破坏了整体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发展。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手段。因为作为国王的菲特烈自己是全普鲁士最大的地主，他坐拥整个普鲁士贵族土地收入的三分之一，而菲特烈就把其中80%的收入投入了国家军队的建设并尽量不从国家政府的预算里克扣作为军费。 如此一来建设强大军队的政策与政府之存在不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认为“他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并建立了“历史上无以伦比的骑兵”。菲特烈骑兵放弃了旧的战术，即以笨重的小跑接敌，成一线展开发射火器，他很快加以改革。他禁止将火器安置在马上使用仅仅有少数侦查的龙骑兵出外，普鲁士骑兵以手持马刀有控制地冲锋为基本战术。同时，菲特烈也创立欧洲最早的骑炮兵部队，菲特烈希望通过快速机动的火炮，随时掌握能够有效压制敌人炮兵火力的火炮，并以近距离火力支援，为步兵冲锋辅平道路。在1747年，菲特烈写出了西方军事经典之作《军事教令》（MILITARY INSTRUCTIONS）。他书中总结其军事经验和提出的一些军事观点，对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及后世德国军队建设的乃至今天的欧美军队都形成有相当影响。他更是提出那条最为有名的军事真理，
“这是战争中一条永远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也是在这期间菲特烈开始完善了自己的“斜性攻击队形”的理论。他自己曾这样解释““你面对敌人缩回一翼，并增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对敌军的一翼进行侧翼攻击。十万人的大军，如果在侧翼只受到三万人的攻击，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一）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可以与兵力较强大的敌人作战，（二）它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三）如果你被击败了，那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还有四分之三的完整兵力，可以掩护你撤退。”菲特烈很明白，这种战术所依赖的就是精确的运动技巧，而这个只能依靠军队平时严格训练才能够获得。所以他对于普鲁士军队采取了严厉乃至有些残酷的训练，而他也就以严厉的棍棒纪律著称，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前进一步就是死亡也不后退半步。不过这并不表示他对他的部下却不慈爱，他的态度也是往往很友善亲密的。他自己也说，“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另有一次，一个逃兵被押到他的面前。菲特烈平静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个逃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打赢。”而菲特烈则轻松地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这个逃兵送回原来的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到了1752年，菲特烈和伏尔泰的友谊进一步加深，最后菲特烈干脆把在流亡中的伏尔泰请到了柏林，而伏尔泰则是愉快地答应，此时在他看来，菲特烈无疑就是他心目中的所谓“开明的专制君主”。起初他们在柏林常常在夜间的沙龙里进行哲学的探讨和交谈，也算是和谐。但是正所谓“距离产生美，在“亲密接触”的后的菲特烈和伏尔泰之间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伏尔泰觉得菲特烈开明的还不够，而另一方面菲特烈觉得伏尔泰过于理想化纯粹是一个空想家，结果两人在1753决裂，伏尔泰离开了柏林。不过很快两个人友谊又得到了重建，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哪怕在日后的七年战争中也没有中断过。同样的，菲特烈艺术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他一直保持了吹奏长笛的习惯，哪怕在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在无忧宫他甚至和巴赫一起探讨过长笛音域的问题，而他的吹奏技艺得到了巴赫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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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凑长笛时的菲特烈
当菲特烈在精心打理国内事务的时候，一个针对他的庞大同盟正在紧张地编织中。虽然普王菲特烈需要和平，他也曾经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没能认识到他这个成功占领西里西亚的背后含意。它使奥地利怀恨，法国则对普鲁士地强大感到畏惧，于是两国完全有可能捐弃旧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于菲特烈而言，这是很不幸的；奥地利女皇特丽莎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普鲁士的强大已经使法奥之间的对立传统过时了，也打破了中欧的势力均势，所以他向女皇建议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日德兰作为报酬。特丽莎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考尼茨开始游说法国宫庭，频频地奔波于两个欧洲最重要的皇宫之间。首先，他指出如果法奥两国继续争斗，那么只会使菲特烈一人得利。另外由于俄国女皇伊莉莎白非常想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德堡为代价又可以收买到日耳曼小邦萨克森公国，用不来梅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如果以奥属日德兰为交换条件，而法国同意支援奥地利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七千万人四面环视的大同盟，从而把普鲁士从地图上抹掉。但由于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相违背，所以事情并不如考尼茨所预料那样顺利，法国宫廷保守的反对声音极大。但就在此时，英国人的一个行动使危机急转直下
早在1756年以前，英国已经在与法国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战争了，同时因为担心英国的海外飞地汉诺威的安全，英国政府不惜出重金收买俄国，要他们把重兵集中在西部边界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菲特烈一听到考尼茨与法国谈判的风声，他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好意，因为与俄国女皇谈判的协定尚未获得批准，所以英国政府中途取消了这个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缔结了一个防御性同盟，双方签订了“西斯敏斯特条约”。之后在这个条约的刺激之下，为了对抗这个“西斯敏斯特条约”，法奥之间终于也签订了一个“凡尔赛条约”，这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因此，到1756年夏天，欧洲就分化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面为英国和普鲁士，一面为法奥两国，外加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支持。同时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努力地鼓动奥女皇特蕾莎加强她的战争准备，特蕾莎也立即表示赞成。在一次与大臣们会议上，她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奥军的强大，我将不惜卖掉我的最后一条裙子！”
菲特烈这个时候很清楚他面对的严峻局势，普鲁士却缺乏可供防御的天然边界，而且三面面对着敌军，他的兵力处于一比三的数量劣势。他唯一的机会撑着反普同盟各国间的配合漏洞和步调的不一致。在这些同盟国还在作着战争准备的时候，菲特烈准备首先开始行动。
“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的国家。”菲特烈对他的姐姐曾这样说道，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此时的战区地图
1756年7月，菲特烈要求维也纳保证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得到一个闪烁其辞的答案。于是菲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了1万1千人防御瑞典，2万6千人防御俄国，3万7千人防守西里西亚，而亲自率领7万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不宣而战侵入萨克森。七年战争的沉沉大幕就此被拉开了。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萨克森军2万人向他投降。
等到道路已经没有积雪阻碍，菲特烈就进到了布拉格，1757年在那里与布劳恩元帅指挥的6万奥军遭遇，菲特烈轻松地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继续向南前进，6月18日他在科林很鲁莽地攻击道恩元帅所指挥的奥军，对方兵力差不多是他的3倍。菲特烈遭受了一次惨败，在3万3千人的兵力中损失了1万3千人，结果被迫解除布拉格之围，并撤出萨克森。同时在西部法军也开始行动了起来，4月德•埃斯特列元帅所率的法军7万人占领了黑森—卡塞尔，在克洛斯捷尔—采文附近击败汉诺威的英国军队3万人，并攻占了汉诺威大部。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丽莎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许战争期间每年给与俄国以三千万“利弗”作为支援的代价，俄国正式参战。
苏比兹亲王指挥的法军5万7千人于8月兵临埃森纳赫，开始威胁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这时，俄军也已经进入东普鲁士，为了抵挡他们，菲特烈命令列瓦尔特元帅率领2万5千人，从大亚格恩多夫向俄军8万人进攻。8月30日，列瓦尔特发动了攻击，但是却遭到了失败损失了5千人，俄将鲁缅采夫开始在崭露头角。于是到柏林大路已经畅通无阻，可是和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军因为缺乏补给，自动后退了。虽然如此，到10月份，菲特烈的地位实在已经危殆不堪糟糕至极，连他自己都认为战争已经是败局已定了。
但是菲特烈还不打算这么早就坐以待毙般等死，所以他决定还是向法军进攻。而奥地利的哈迪克伯爵则率领了3,500名奥军渗透了普军防线，突然攻击了柏林。10月16日，哈迪克进入普鲁士首都，在获得了30万萨拉的黩金之后才离开。听到哈迪克突袭的消息，菲特烈马上留下七千人，由凯斯元帅率领，负责防守萨尔河，自己亲自赶去救援他的首都；但到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于是又决定赶回来。而当菲特烈不在的时候，苏贝斯已经获得了大批增援---布罗格列元帅所率领的1万5千人---开始正式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到达威森菲尔斯，在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断然拒绝。回来之后，菲特烈又与凯斯会合在一起，使兵力增加到大约2万2千人，苏贝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退回到萨尔河上。10月30日，菲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威森菲尔斯，并立即攻击法军前哨，但却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尔斯堡和哈里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虽然现在菲特烈的地位很危险，可是苏贝斯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萨尔河之线退往莫亨非但没有攻击而是一味地后退。菲特烈马上修复了这三座桥梁，于11月3日渡过萨尔河，在莫亨附近的布劳恩斯多夫宿营。他命令塞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去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进行主力攻击。可是这个突袭却促使苏贝斯乘着黑夜撤到另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菲特烈发现这个营地十分坚强无法攻克，于是在11月4日撤营前往罗斯巴赫。
到了11月5日，苏贝斯这才鼓起了作战的勇气打算对菲特烈发动攻击。他计划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击普军，并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交通线，做法就是向普军左翼的佩特斯塔德迂回。对于十八世纪的会战来说，这可算作是理想的战场了。其实，就当日而言，所谓会战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双方决斗。一方提出挑战另一方则接受挑战，在双方认可的地方展开生死一搏。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少树木，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尔斯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溪流南面，就是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山。
但是很不幸这个行动完全就在菲特烈的掌握中，他的侦查队及时地向他报告了法军的活动。此时菲特烈说，“后发制人不是我的风格，但既然对方已经先行动了，那我就要争取先开第一枪。”
很快，普鲁士的人马开始了行动，下午两点三十分，他们的国王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好像是在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到下午三时，营帐都已拆卸装车，部队纷纷开动。当此之时，塞德里兹将军，率领三十八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前进到罗斯巴赫溪流上，除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外，其余毫无掩护地直取佩特斯塔德东南面的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丘，紧跟其后的就是步兵和十八门重炮；菲特烈命令将他的重炮阵地放在雅努斯山上，右方为步兵，而左侧是塞德里兹的骑兵。
与此同时，联军的行动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向佩特斯塔德推进，仿佛他们只要站在那儿，菲特烈就会乖乖地缴械投降似的。不过，苏贝斯还是发现了普军在迅速撤出罗斯巴赫村。面对两倍敌军的行动，换了自己也当然会选择撤退。苏贝斯努力用自己近40年的军旅经验，来印证自己的推断。而再听过了他幕僚与他相同的见解后，苏贝斯认定普军是在全面退却。所以他命令他的前卫赶紧向雅努斯山前进，他如此匆忙地下达了命令，因此对于如何部署兵力完全没有指示，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行军纵队前进着，领先的是法国的皮德蒙和梅里两个师。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翼是两个师的装甲骑兵以及步兵；预备队为十个中队的法国装甲骑兵，另有十二个中队轻骑兵保护左翼。对于地形则完全没有进行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完全是在盲目前进。苏贝斯想迂回菲特烈，并使用菲特烈般斜形攻击队形。他们的理由倒也是很简单：既然我们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他也已经丧失了主动，现在我们所要做就是绕过他的左翼攻击他，于是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此时，普军正悄悄地等在山的另一侧，慢慢等着联军的接近。塞德里兹率领着他的4千名精锐骑兵，正在包岑山地后面悄悄监视着法军纵队缓缓地接近。虽然，塞德里兹长得十分清秀，那菲特烈话来说就是，“长了副怀春诗人般的面孔”，可他的确骨子里透出股令对手胆寒的杀气。当时的欧洲，可以抵挡住他部队正面冲锋的人，想来也只有在菲特烈指挥下的士兵了。
“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军，还敢主动出击，这只有陛下他才能做得出。”凯斯事后曾半开玩笑地这样评价。而数年后的另一个军事天才拿破仑也给于了类似的评语。“使菲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我所不敢做的。”
下午3点45分，塞德里兹带领4千名装甲骑兵随着嘹亮的军号声突然从包岑山的背后冲了出来。而联军这是还在全速行军之中，士兵们毫无防备，只想这块点追上正在撤退普军。突袭的效果惊人，法国骑兵根本没有时间布列成队形，而普鲁士骑兵仿佛一堵坚硬的墙壁，以极高速度推进，这时在法国纵队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人员还不到六个中队。普军的骑兵肆意地在法军的队伍里冲来杀去，好比一把风快的切肉刀“苞丁解牛”一般把法军一块一块地切割。他们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中来往冲突了四次，驱逐法国骑兵向后溃退。
当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雅努斯山上菲特烈的炮兵也同时向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普鲁士的凯斯元帅率领十个步兵团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支援骑兵。相对于骑兵的措手不及，此时的联军步兵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苏贝斯的错愕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他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他努力使步兵排成了战线来投入作战，让骑兵们恢复秩序。在离法军40步时普军的第一次排枪被射出。在法军的阵线中，一下子，惨叫着倒下了一大片人。之后，法军也很快射出了他们的首次齐射。虽然，法军的人数较多，但普军的装弹速度极高，一个普鲁士的步兵营，就如同一个活动的炮兵连。其火力可以比其他任何部队都高出三倍以上。更不幸的是，菲特烈把似乎所有炮火都对准了这里的法军，这些炮火把他们整行地被撕裂，普鲁士的炮兵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到下午五点三十分，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菲特烈的部队在火炮掩护之下全面向混乱中的敌军攻击。苏贝斯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对这一次会战已绝望了。夜幕将垂时，法军全线崩溃，他们的退却演变成了狂奔。在周围四十英里之内，到处都是法军的败兵，菲特烈并没有追击，原因是由于黑夜已经降临，而菲特烈又急于赶回西里西亚对付那里的奥军。普军损失为死654人，伤4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5，000人，被俘6，000人，其中包括八位将军，和三百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七面国旗、十五面军旗和所有行李。
在休整了一个礼拜后，菲特烈于11月13日，率领1万3人从莱比锡出发，于11月28日到达了170英里以外的西里西亚帕赫维兹，对付已经在西里西亚扫荡多时的奥军。12月4日，奥地利元帅道恩和查里亲王把重炮留在布雷斯瑙，匆匆渡过施维德尼兹河，在该河以西占领鲁腾作为阵地。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210门火炮，总人数在8万到9万之间，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固的，不过却太长了一点显得单薄，两翼之间的距离达五英里半。面对如此巨大兵力，菲特烈一共才集中了3万6千人，其中2万4千人为步兵，共分48个营；另有1万2千名骑兵，分为128个中队。
12月5日上午五时，普军从纽马克特前进，菲特烈一马当先。在行进到离鲁腾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他的将领们召集到一棵桦树下，对他们作了如下训示：
“先生们：
你们都知道洛林的查理亲王已经胜利地取得了施瓦德尼茨，打败贝弗恩公爵，成为布雷斯劳的主人。这些正是我忙于阻止法国与帝国军队前进的时候发生的。这样西里西亚的一部分，我的首都，以及储存在那里的军事装备都失去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由于我无限信任你们的胆略和毅力，以及你们对祖国的热爱，而这一切都曾由你们过往屡次所证实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处于一个步履维艰的困境。你们为我、为祖国所做的一切，震撼了我的心，你们之中几乎谁都有过赫赫战功。因此，我十分自豪地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刻，你们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一定会奋勇献身。
现在战机已经临近。我觉得如果让奥地利占领西里西亚，我便一事无成。现在我告诉你们，即使敌人的兵力三倍于我军，我也要打破战争艺术的清规戒律，命令将士勇往直前，无可置疑，敌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他们所占地势也比我们优越。我希望以我的将士的英勇及其对我作战方案的严格执行来弥补我们的缺陷。我们必须铤而走险，否则一切就都完了。我们必须打败敌人，否则，我们就会毁灭于敌人的炮火之下。我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些。我就要这样行动了。
请将我的决定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让部队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考验。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不折不扣地服从命令。时刻记住你们是普鲁士军人，所以你们要表现出你们丝毫无愧于这一称号，决不会受到我的任何斥责。事实上，我知道你们中没有人会离开我，那我就仰仗大家的帮助，对胜利充满信心。
不过，一旦战斗打响，我下令出击后，如果骑兵中有谁在冲锋中踌躇不前，战斗结束后我得叫他滚下马鞍，充任后备部队。如果战斗打响后步兵中有谁表现出犹豫不决，甚至胆怯得提不起军刀，我就叫人撕去他军服上的花饰。
先生们，再见！用不了多久，我们要么在胜利中相会，要么就此永诀！”
菲特烈计划向前直进，达到布雷斯瑙道路，在奥军的右翼方面作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分延伸的弱点，横越过其正面前进，打击奥军左翼，将他们赶离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放在奥军的左翼，用他的右翼进行最有力的打击，而将左翼缩回。换句话来说就是上演他的斜行攻击队形。
清晨，乘着大雾普军的骑兵首先在奥军右翼发动了佯攻，攻占了波尼村。而普军则在菲特烈率领下以山丘隐蔽自己的行动朝奥军左翼快速行军，高起的地形却使奥军看不见普军主力正分为四个纵队向该村前进。而奥军则被普鲁士的佯攻所迷惑，紧急向右翼则援。这时，普鲁士军主力的四个纵队合并成为两个大纵队，到面对奥军左翼达波尼之后，就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作了一个漂亮的旋转，然后向南面前进。菲特烈这样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各纵队前锋彼此平行，相互间的距离又如此一致，仿佛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就可以变成横队。”
道恩和查里亲王左等右等的普军右翼攻势始终没有发起，这样很疑惑，他不知道普军怎么突然“失踪”了。就在他的迷惑之时，普军在中午突然向奥军薄弱的左翼发动了猛攻。面对着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左翼奥军立即向道恩紧急求援。不过已经太迟了，大约在下午1时，在16门火炮支援之下，由菲特烈的军队突破了奥军的左翼防线。同时，普鲁士骑兵也向奥军的先头骑兵中队冲锋，把他们向南面驱赶。
到1点半，奥军左翼已被击溃，在萨格舒茨与鲁腾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溃败的奥军，而普鲁士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后即为成双线前进的步兵，接着就是菲特烈的重炮兵支援。鲁腾镇中的挤满了奥国败兵，奥军在失望之余困兽犹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抵挡奥军，最后还是普军的火炮逐回。到了薄暮时分，奥军的右翼骑兵开始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向菲特烈的侧翼发动冲锋，但是正好遭到隐藏着普鲁士的40个中队突袭，这是他看不见的。突然之间，在布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40个中队从正面向奥军骑兵冲锋，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结果奥军指挥罗切斯将军战死，其部队被击溃。接着，普军骑兵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右翼步兵冲锋，同时普军步兵攻击敌军侧翼。夜幕将垂时，奥军已经全部崩溃。之后菲特烈继续追击败退的奥军直到12月9日。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一共是6千人，而奥军则为1万千人，此外还有21,000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五十一面、车辆四千。此时的奥军已经被赶出了西里西亚全镜。
以上两个会战，若加以比较，则似乎颇有趣味，因为它们都是斜形攻击队形的代表，但前一个是最坏的，另后一个却是最好的。这倒是应了拿破仑日后的一句话，“除非有菲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菲特烈式的行动毫无用处。”
英国人听到菲特烈胜利的消息之后，到处都放焰火表示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只是很勉强地通过给与菲特烈16万4千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万镑。从金额的增加上即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当时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应英王的要求为庆祝这次菲特烈胜利写下后世闻名的《焰火音乐》。
但是目前的局势对菲特烈来说还不是举杯庆祝的时候，俄军于1758年1月占领了东普鲁士，并把它划为俄国属地。菲特烈开始赶往了东部迎战俄军，而法国和奥地利在经过了菲特烈的这两次打击后暂时缓不劲来，同时法国正忙着和英国人在殖民地交战，而奥地利也不希望俄国的势力进展太快。菲特烈很敏锐地查知了这两个国家的算盘所以也就放手去对付俄国人。1758年他在佐恩多夫以声东击西的快速打击击溃了人数比他多出一倍的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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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的战争又以俄军的西进为前奏。由于俄军已占领东普鲁士，因而在战略上作出调整，准备同奥军会合，攻克柏林，普军亦以俄军为主要目标。
7月在库恩斯多夫菲特烈尝试阻击朝柏林进军的俄奥联军，他的兵力是2万5千，而对方是7万2千人。菲特烈本打算绕到联军后方发动突袭,但是还是被联军查知了其行动,结果被联军的数量压垮。联军以付出1万9千的代价，几乎让菲特烈全军覆灭，一向在战场颇为冷静的菲特烈在这次战役中悲痛欲绝，最后竟然失去理智一般地单枪匹马挥剑向黑压压地俄军冲去大喊“为什么没有一颗子弹击中我!”还是被自己的将军连拉带扯地拖离了战场，结果只有6千普军逃离了战场。就在联军要占领柏林之际，反普同盟内部出现了分裂，法国提出反对俄国吞并东普鲁士，对此大吵大闹，结果联军陷入了没完没了争论之中，而错失了攻占柏林的机会。菲特烈就此躲过一劫。
到了1760年，菲特烈手里的全部兵力只剩下11万左右，而反普联军达到了28万。但是，俄奥联军在战略上又产生分歧。俄军主张攻打柏林，而奥军则急欲夺取西里西亚，至于法军则还在汉诺维和英军打得不可开交。于是各军只好各自为战。10月，俄军乘奥军与菲特烈在萨克森周旋之机，曾一度偷袭柏林得手，但是菲特烈并没有因此而投向妥协的样子，之后在菲特烈带领主力回救时被迫放弃。在解除柏林危急赶走了俄军之后，菲特烈再次调头迎战北上的奥军，双方在萨克森境内的托尔高会战，菲特烈以4万人迎战奥军6万5千人，最后普军以强大骑兵侧击打退了奥军，艰难地熬过了1760年。
1761年菲特烈进一步陷入困境难以自拔。俄军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和瑞典军会师，随后两军就开始从北面再次突击柏林。而奥军则再次占领了南西里西亚，并切断普鲁士和波兰的联系，至此普鲁士失去了最大粮食来源。此时的菲特烈正所谓四面楚歌，以至于这些日子他随时都携带着毒药随时准备自杀，连续超负荷的作战让菲特烈身体变得极为虚弱，一方面他也拒绝作为国王应有的待遇而坚持和自己士兵睡在一样简陋的帐篷里。结果不到50岁的人已经是头发硕白，面容憔悴苍白如同老人一般。以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对抗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足足5年后的菲特烈也开始绝望了，在他给菲特烈书信他不止一次地透露出自杀的想法。只是他那个一直关心着他的姐姐威廉敏娜不断地鼓励，才使他坚持了下来。然而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
1862年1月5日，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病死。有普鲁士血统的彼得三世继位，而这位彼得三世是菲特烈疯狂崇拜和追随者。他马上下令俄军全线停火，把俄军占领的全部土地归还给普鲁士。此后，在5月5日同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不但退出反普同盟，并把8万俄军交给了菲特烈指挥。随即，瑞典也不得不退出了战争，普鲁士就这样奇迹般地被从万丈悬崖边来了回来。
在1762年的战局中，普军在俄军的援助下，彻底把奥军逐出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并在弗赖堡附近的会战中战胜了奥军。但是，战争已把交战各方拖得精墟力竭，因此，普法于11月3日签订初步和约，普奥于11月24日订立停战协定。
1763年2月15日，以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和萨克森为另一方，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的《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在经过了七年血战，几经亡国之后，菲特烈难以置信地战胜了奥地利保住了西里西亚。
虽然仗是打赢了，但是整个普鲁士已经是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造成的废墟，全国丧失了35%的人口，经济更是一蹶不振。菲特烈此时又全身心地开始投入了全国重建的工作。首先他开始复员大批军队，把他们作为预备役派往被毁的村庄进行重建和屯田。同时连续实施5年减税政策小心翼翼地恢复国家的生产力，同时采取对外树立关税壁垒的政策以其帮助在战争期间几乎被毁的工商业得以复兴。而自己大幅消减自己的宫廷开支，并强迫贵族为政府预算作“奉献”，以至于他自己曾开玩笑的地称自己是“全欧洲最寒酸”的君主。另一方面，菲特烈创建了普鲁士国家银行，放宽借贷的条件给与破产的农民。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也得到创建，而菲特烈自己则成为了大股东，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也可以看作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驱之一。同时也开始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已救助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弱势群体，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数千上万的老人开办养老院。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菲特烈对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一律采取大度包容。无论是天主教，新教乃只犹太教都得到平等的对待。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
而对于普鲁士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菲特烈亲自参与制定和颁布了一部全国通用的法典--《普鲁士邦法》，从而废止了各式各样的地方上老旧的封建法规以及了很多传统的陋习。这成为了德意志各个邦国内第一部摒弃了中世纪习惯的发典，其中也带有很明显的“启蒙主义”的遗风。菲特烈也乘这个机会，重新改造了普鲁士的司法机构，导入了陪审制度。以下倒是一个有关此很有趣的例子，
一次某郡法院审理了一起丈夫强奸妻子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件中，妻子由于她在外面藏有情人，逐渐也就对丈夫失去感情，以至在夫妻同房时她总像是在“强咽苦水”般不自在和难过。后来她明确提出不能提出再有性关系，可丈夫哪管那么多，仍然不客气地我行我素。妻子只好告到法院。虽然按照常情似乎这个妻子很难以让人同情，但是法院还是把当时通行于全普鲁士的《普鲁士邦法》搬来认真地逐字逐句查找相关条目。整本法典多大2万7个条目，终于法官们不辞辛劳，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规定：“夫妻双方不得拒绝对方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性权利，除非女方正在怀孕期或是哺乳婴儿又或男方无法举事。”法院据此驳回了妻子的起诉要求。
这实际上也可以从这个侧面看出菲特烈当时制定这部法典时的良苦用心。他制定这部法典时的原则就是“法律必须反映人类本性” 菲特烈认为，人类的本性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人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不仅不能否认，而且必须用法律加以明确的保护。 如果无视甚至压制人类本性，最终只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当然，对其有个合理限制的问题，此时的合理限制就是要求本性权利应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承诺为基础。
到了1770年，普鲁士的国家状况已经全面恢复，个别方面甚至超过了战前。粮食产量为战前的110%，贸易总量提高了35%，，人口也恢复到了450万人。此时的菲特烈则恢复了他年青时代的习惯，常常微服私访于各个省区郡市。他往往找了地方长官，和其面对面问答，询问地方的经济，政治，税收，治安，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地方长官能够对答如流自然是万事大吉，但若是支支吾吾的话，多半就会被菲特烈当即免职。当然，菲特烈精力有限，不可能天天这样去监察自己官员，在他的晚年他曾试图在村镇建立起由平民代表组成位的监察委员会，但由于他的去世而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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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由于彼得三世在俄国被政变推翻，所以普俄关系又趋紧张，奥俄之间又重新开始热络了起来。普鲁士则开始和法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另外普鲁士也先后参与了三次对波兰的瓜分行动。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菲特烈又和法国站在了一起支持法国美洲13个殖民地独立斗争。而菲特烈本人则是更热衷于大陆军建立，鼓励普军中的军官去美洲担任志愿军官。他自己则是在《独立宣言》发布的时候，写给了乔治-华盛顿一封亲笔信。上书“一个欧洲最年老将军对新大陆最杰出将军的敬意。”其一直被华盛顿视为偶像和挚友。
1778年至1799年，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安-约瑟夫去世，维特根斯坦家族至此断绝没有了继承人。最后巴伐利亚当局决定选择巴伯丁伯爵查尔斯-西乔多为君。然而这遭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强烈反对，因为其维持其在日耳曼邦国中的影响力。而这个查尔斯-西乔多却是倾向普鲁士而不是奥地利。所以奥地利马上以武力威胁，要求巴伐利亚同意开放其南部边境给奥军自由行动。最后，巴伐利亚妥协，这引起了普鲁士的不满，于是菲特烈联合萨克森对奥地利宣战，不过双方多半只是在巴伐利亚一带对峙，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双方军队倒是更乐于在当地采摘土豆作为口粮，一直被后人叫做“土豆战争”。最后双方很快又达成了和议，奥地利表示愿意从巴伐利亚撤军放弃在巴伐利亚的利益。
虽然政府工作繁重，但是菲特烈还是忙里偷闲勤勉著述，共留下30卷著作，其中包括7卷历史、6卷诗歌和3卷军事专著。除了《军事条令》以外，还包括《当代史》、《七年战争史》、《军事遗书》、《军事典范》、《布阵法与战术纲要》、《勃兰登堡史》等。另外他又创作将近1千首长笛曲，在菲特烈的努力和创新下，长笛演奏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被后来的音乐家称为“长笛的复兴者”。现代的长笛演奏规范和技巧，也就是由菲特烈所订下的。被誉为德国历史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一次他的一位大臣恭维他治下的功绩，而菲特烈却微笑地回答“您不了解我，当国王实在不是我的愿望，音乐家或是诗人才使我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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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烈作品cd封面
到了1786年，72岁的菲特烈和他父亲一样心脏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由于心律衰竭而死，终生无子。但他的死讯在各国传开的时候，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很有感触地说道：“一个时代结束了。”而远在新大陆刚刚建立的美国，华盛顿要求所有美国军队将半旗致哀。菲特烈死后20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大败普鲁士军，来到他的墓前，用马鞭指着他的墓碑对属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在菲特烈二世的经营下，普鲁士正式崛起成为欧洲强国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同样也包括了经济和文化，为普鲁士日后统一德意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篇章。虽然日后，普鲁士在统一的道路上遭到过许许多多的挫折乃至耻辱，但是菲特烈的业绩已被深深植入了普鲁士人的记忆，如同一个神话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去克服一切。
菲特烈在临终之时很安详地讲出了自己最后的遗言：“我将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 海盗之歌”
我们是海盗
凶猛的海盗
左手拿着酒瓶
右手捧着财宝
我们是海盗
有本领的海盗
美丽的姑娘们
请你来到我的怀抱
我们是海盗
自由自在的海盗
在骷髅旗的指引下
为了生存而辛劳
我们是海盗
没有明天的海盗
永远没有终点
在七大洋上飘荡的海盗……
" 海盗之歌”是一首古老的民谣，虽然最初的作者早已无法考证，但在水手和海员的口中却传唱了几百年，歌词准确精炼，直到今天当我们唱起它的时候，仍旧可以体会作者们要表达的心境。海盗是继xx和行医之后世界三大古老行业之一,关于它的故事和传奇很多很多.围绕着它的故事是"鲜红的夕阳、浩瀚的大海,黑色的骷髅旗,血腥的屠杀、沾满血污的战刀以及成堆的让人睁不开眼的黄金”海盗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几个世纪来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以它为主题的小说很多很多,漫画和游戏中的露面率也及高,不逊于诸神的出场率. 童话里的彼德·潘为了保护温蒂同凶残的钩子船长战斗，在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上则有堆积成山的财宝在等待探险者的光临，这些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激励他们不断的向未知的领域探索，激励着他们去创造自己的天地。
在西方人眼中，古老的东方永远都是那样的神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只能通过诸如《马可波罗游记》这样有限的渠道来了解这片“堆满黄金和香料”的大地，但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仅有的陆路通道也被土耳其人切断了，在种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宗教传播的角度出发都迫切的需要当时的航海家们找到一条便捷的水陆通道，从欧洲直接通向远东，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好望角，踏上了印度的土地，由此敲开了通向东方的大门，到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荷兰、法国等许多欧洲强国都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他们勾心斗角，互相竞争，都想尽量讨好莫卧尔王朝的统治者，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当时的莫卧尔王朝还非常强大，直到1739年对波斯战争失败后，才沦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傀儡，并于1858年最终成为英属殖民地)但在印度洋上的航路却还算平静，当时的欧洲海盗不是在大西洋上奋战就是在加勒比海上驰骋，由于路途遥远和气候恶劣的原因，还没有谁敢于长途拔涉到印度洋来抢劫，直到1692年才出现了第一个敢吃蟹的人，这就是被称为“海盗中的达·伽马”的托马斯·图船长。
托马斯·图船长
像许多出身下层的海盗一样，没有人知道托马斯·图的具体生日，只知道他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出生于罗德岛，最早是武装民船的船长，说到武装民船，这里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各国虽然在表面上都义正严辞的宣布与海盗势不两立，另一方面却收罗这些海盗为己所用，武装民船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表面上他们接受皇室的“委任状”， 执行保护商船的任务，而实际上他们经常以“保护”为借口劫非本国的商船，他们和海盗之间在行为上是没有什么明确划分的，一个在英国被捧为英雄的民船船长，往往是西班牙通缉的头号海盗头目，由于这个原因武装民船在当时也被称为“海盗的学校”，很多著名的海盗船长都是从武器民船里走出来的，托马斯·图即是如此，1692年，他入股经营70吨的“友谊”号快帆船，并通过贿赂官员的途径得到了一张民船委任状授权他去袭击非洲的一个法国海上贸易站，托马斯·图满口答应，但心里却另有一番打算，船一出港，他就向船员们宣布了他那去东方发财的计划并获得了支持，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一旦成功，他们下半辈子的吃穿就都不用愁了，如果失败，将死无葬身之地，友谊号扬帆向东沿着当年达·伽马的航线直扑印度洋，结果刚驶到红海海口就遇到了一艘莫卧尔大帝的宝船，可以想象托马斯当时是多么的兴奋，他将一大杯兰姆酒一饮而尽，喊了一声“伙计们发财的机会来了”就率先跳上了敌船，60名手执滑膛枪挥舞着战刀的水手跟在他的身后，经过一番战斗，制服了300名印度士兵，成功的捕获了第一条猎物，当他们砸开宝箱时，不禁惊讶的睁大了双眼，呈现在面前的是大把大把的珠宝和钻石，整箱的金条比抢劫十艘法国商船所得还要多，托马斯知道自己这一趟是来对了，至此仅有8门火炮的“友谊”号开始了它那长达22000海里的疯狂之旅，托马斯沿着阿拉伯和印度的海岸线一路抢劫下来，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绑架了一位土邦邦主勒索了几大车的象牙和香料，1694年4月当“友谊”号回罗德岛时，所带回的财物中仅黄金白银一项就价值10万英镑，“即使是船上的见习水手，也能分到1200英磅”，名不见经传的托马斯一夜之间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年青人纷纷辞掉工作，跑到船上来要求入伙，包括英国总督在内的社会名流们也频频向他发出宴会的邀请，但是受到震动最大的还是那些海盗同行们，从大西洋到加勒比海，从圣·马丽诺港到新普罗维斯顿，(这两处均为海盗开发、海盗经营的海盗港，在当时被称为“海盗的天堂”)到处都在传播“东方有宝藏，托马斯已经成功”的消息，自此德雷克开创的“西方战场”不再是海盗们唯一的选择，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东方的财富”，莫卧尔和东印度公司叫苦不迭的日子开始了。
“功成名就”的托马斯并没有满足，1694年11月他再次雄心勃勃的启锚向东准备带回更多的财富，第二年9月，当他在红海上与一条印度船战斗时被乱枪打死，据说他的肚子开了花，肠子流了一地，没有人知道那天几号，先驱者托马斯·图连自己的忌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就下了地狱，像大多数海盗一样，他从大海中来，最后又回到大海中去了。
托马斯·图虽然在东方打劫了不少船只，但却并未引起印度统治者和英国政府多大的注意，必竟和巨大的运输量相比，被打劫的仅仅是九牛一毛，但跟在托马斯身后跑进印度洋的却有一些更大胆的家伙，1695年8月传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才真正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印度最大的战船“冈依沙瓦”被几艘英国海盗船打劫了，而他们的头儿就是“亨利·埃夫里”。
亨利·埃夫里，1653年出生于英国的朴次茅斯，十几岁就上船当了见习水手，成人后，在非洲几内亚湾做奴隶贸易起家，40岁那年做了武装民船“查尔斯二世”的大副，该船受西班牙政府雇佣，1644年春天，当他们在加勒比海上漫无目的搜索法国船只时，传来了托马斯·图在东方发财的消息，埃夫里觉得发财的时候到了，他开始计划哗变，由于平日里在水手中的威信，几乎没费什么力就争取到了所有的水手，5月当“杰尔斯二世”依靠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港补给时，埃夫里找到了机会，一天深夜趁船长吉布森喝得酩酊大醉之际，水手们悄悄解开了缆绳，当船长酒醒发觉时，船已行驶在大西洋上了，埃夫里宣布自己为新的船长，更换了新的船旗，并且给船重新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幻想”号，当他们行驶到红海海口时，遇到了另外五条志同道合的海盗船，它们结成一伙继续向东，埃夫里被推举为了这只“联合舰队”的指挥，一切都已准备好，只差猎物出现了。
8月，他们遇到了莫卧尔王朝的财宝运输队，但由于距离太远，他们没能追上25条宝船中的任何一条，正当大家充满沮丧之际，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冈依沙瓦”是当时莫卧尔王朝最大的船，装有62门大炮和500名枪手、600多旅客以及50万块金锭和银锭，水手是幻想号的4倍，尽管如此，埃夫里还是毅然决然的指挥着小小的幻想号冲了上去，13岁就出海的埃夫里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再加上他那天生的判断力使得幻想号很轻易的就抢到了上风头，迎着冈依沙瓦的“乱炮”幻想号开火了，并准确的击毁了冈依沙瓦的主桅，当印度人乱成一锅粥时，海盗们登船了，经过约2个小时“甲板战”懦弱的印度船长宣布投降，巨大的战舰冈依沙瓦被一艘海盗快船击败了，用印度史学家卡菲·汉的话说，“这是印度的耻辱!”这件事激怒了莫卧尔六世皇帝奥兰扎布，并不仅仅是因为是损失了近32万镑的财物，更重要的是这条船是麦加朝圣归来时被劫的，这是对神的亵渎，奥兰扎布一方面向东印度公司索赔，一方面要求英、法、荷军舰护航，一怒之下还逮捕了50名英国官员，从此以后，亨利·埃夫里就成了大英帝国的头号通辑对象，当1696年，埃夫里集团收手散伙以后，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是一踏上英国土地就被挂在了绞架上，只有埃夫里逃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有人说他隐居在了都柏林，还有人声称在他的家乡朴次茅斯看到过他，他的故事被编成剧本在伦敦皇家剧院演出，获得了极大的轰动，笛福的名著《辛格尔顿船长的生平历险和海盗经历》(国内译名为《海盗船长》)中的辛格尔顿船长就是以埃夫里为原型为塑造的，在小说的结尾说辛格尔顿船长忏悔了自己的所做所为，隐居在伦敦的郊外，与好友威廉及他的妹妹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爱好文学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呦!
历史中关于海盗的记载很多,对某些海盗"名人"的记录也很详细,就为它的出场率大下了基础.也许是太深入民心的传说,一提起海盗总让人联想到,身材魁梧但却缺少一只脚和一只手,用跟木脚代替缺少的脚一只铁钩代替的手的人;当然凶神恶煞的脸必定少了一只眼睛,或左或右,用个黑眼罩遮起;健全的手中不是拿着弯刀就是老式的手枪,腰中的宽腰带上处了刀鞘就是几把备用手枪;衣服华丽但肮脏.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海盗的形象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式，独眼、木腿、鹿皮靴、再配上一顶达达尼昂式的帽子或是只鹦鹉什么的，这是几百年来人们结合海盗的特点又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加工的结果，是人们在心中勾勒出的海盗“标准像”，那么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些“标准像”都要留一把乱糟糟的络腮胡子吗?这是因为在二百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个绰号“黑胡子”的海盗，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据说直到今天还被西方国家的母亲们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
“黑胡子”爱德华·蒂奇，生辰年日不详，出生地不详，安妮女王时代在一艘武装民船当水手，当时的英国正与西班牙处于交战状态，尽管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一百多年前的英西海战中已经被消灭，但西班牙仍旧是英国在海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继续鼓励武装民船政策，企图利用海盗来骚扰甚至切断西班牙的商业线，1713年最后一次“英西海战”落下了帷幕，大英帝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海上霸主，但当女王下令武装民船停止对商船进攻时才发现这些人早已将此当成职业而欲罢不能了，他们不但继续抢劫而且连英国船只也不放过，整个加勒比海成了海盗们的狩猎场，英国政府也尝到了玩火烧到手的痛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黑胡子蒂奇登场了。
蒂奇留着一丛浓密的黑胡子，据说打出娘胎以来就从没剃过，下至前胸上举齐眉，又长又密不说据说还被蒂奇编成了许多小辩子，模样甚是可怕，他本是大海盗戈特船长的手下，后来脱离了戈特自立门户，1715年他指挥着有40门火炮的“复仇女王”号出海时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几天后他就迎来了成名的机会，当时的海盗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开皇家海军，即便是狭路相逢，也尽量避免战斗，除非陷入绝境，他们是不会与海军交战的，但蒂奇不同，他生来就是个亡命徒，别人眼中的危险在他看来是最大的挑战。后世曾有人评价说：“黑胡子从没把什么放在眼里，他是个天生的恶魔。”所以他一出海就直奔东海岸的英国海防处，在军港港口大摇大摆的抢劫了英国商船“爱伦”号，当时在港内停泊的海军战舰迅速出港截击，两船在港外宽出水面上开始了一对一的“决斗”，英国战舰首先开火了，蒂奇则镇定自若的驾着船避开每一发致命的攻击，瞅准机会“复仇女王”号全速前进拦腰撞在了英国战舰上，皇家海军们吓坏了，他们从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正当他们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蒂奇的水手们举起枪开始向甲板疯狂射击，英国官兵死伤惨重，残破的卡斯巴勒号在蒂奇骇人的般的大笑中，狼狈逃入港中，自此一战“黑胡子蒂奇”名震天下，整个大西洋沿岸陷入恐怖之中。
此后，蒂奇打劫了无数的商船，人们很快发现金钱并非这个家伙唯一的爱好，他最大的爱好是杀人，每劫到一艘船他就要杀死整船的旅客，或是强迫他们去“跳甲板”(将人双手捆住，蒙住双眼后强迫其自己从船舷上跳下去)有一位船长被逼着吃下他自己被割去的鼻子和耳朵(好恶心)有的时候凶性发作，他连自己的水手也杀，传说在每次埋藏珍宝时，都会带一名水手同行，然后当土埋到一半时他就从背后杀死这名水手，把他和珍宝埋藏在一起(这个情节在很多电影小说中都曾被借用)总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北至弗吉尼亚南至洪都拉斯，全都在他的抢劫范围之内，1718年春，他竟然率领四艘海盗船封锁了南卡罗莱纳州首府查尔斯·顿，将港内的船只洗劫一空后烧了，还绑架了市政议会的议员，扬言要“踏平查尔斯顿”，在黑胡子的淫威面前很多人都低下了头，但弗吉尼亚总督斯波茨伍德却是个例外，他决心不异惜一切代价杀掉“黑胡子”。
1718年秋，斯波茨伍德接到密报说黑胡子的旗舰“冒险者”正停 泊在奥克拉库克湾，总督立刻派遣两艘军舰“珍珠号”和“里姆号”前去抓捕，行动的指挥官叫梅纳德，11月17日下午3点战斗打响了，由于奥克拉库克湾地形复杂，到处都是浅滩和暗礁，战斗刚一开始，双方的船就都搁浅了，海战变成了陆战，但黑胡子的炮手还是准确的击中了里姆号，船长贝克当即死亡，当黑胡子带着手下爬上珍珠号时，孤军奋战的梅纳德只有12名士兵还能战斗。稳操胜券的黑胡子还不知道命运女神的天秤已经歪向了梅纳德一边，据目击者回忆两个指挥官几乎是同时拔出了手枪，但黑胡子因为喝醉了酒没能打中，倒是梅纳德一枪打中了他的肚子，但身材魁梧的黑胡子却狂吼着扑过来一下打断了梅纳德的佩剑，这个时候一个水兵一刀刺中了他的脖子，但这个巨人一边喷着血一边死死掐住梅纳德的喉咙，其它的水兵则一窝蜂的冲上来，直到黑胡子断气为止，群龙无首，其它的海盗马上放下了武器，梅纳德获得了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胜利，在黑胡子身上总共有25处刀伤和5处枪伤，梅纳德把蒂奇的头割下来挂在军舰的牙樯上带回了弗吉尼亚，黑胡子的死标致着美洲海盗的衰亡，除了罗伯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海盗王”存在了。
基德船长
基德船长是海盗史上最有名的家伙，有“海盗之王”的称号，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不懈的寻找那传说中的属于基德船长的宝藏，在各种电影和小说里他的名字被一遍一遍的提起，甚至成为“海盗”的代名词，但事实上他是海盗史上空前绝后的倒霉蛋，再没有什么人比他点儿更背了，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逆境面前他没有低头，而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与其抗争，直到毁灭。”这一切再一次验证了那句名言“悲剧比喜剧更容易震撼人们的心灵。”
1645年基德生于苏格兰某地，像埃夫里一样他是在孩提时代就随船出航，20岁移民美洲时已经是一个有丰富经验及高超航海本领的船长了，1689年英法开战时，他已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但还是应征入武当上了武装民船的船长，在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一带同法国人作战，屡建战功，甚至还得了英国女皇的亲自嘉奖，回国后，他在纽约娶妻生子，购置房产，(在曼哈顿至今还有基德船长的故居)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没有一点不详的征兆。
1695年，基德经商途中路过伦敦，很偶然的机会经一位熟人介绍他认识新任纽约总督爱尔兰贵族贝洛蒙勋爵，开始了他不幸的后半生，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在为东方的海盗发愁，尽管东印度公司多次催促皇家海军前来，但时值英法交战，皇家海军实在是抽不出身，在些情况下，贝洛蒙提议纠集一些权贵出资入股经营一艘武装民船，该船的任务就是攻击海盗船，夺回被抢财物，这样于公可以打击海盗们的气焰，于私可以把抢劫来的钱洗干净放入自己的腰包，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船长的人选，则需要找一名正直可靠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人来担当，他们选定了基德，而基德也表示“可以一试”。
10月出资者已经找齐了，包括海军大臣在内的四名权贵联合赞助了这次行动，贝洛蒙和基德签暑了协议，规定基德每一笔“收入”的65％归投资者，基德自己分15％，剩下的归水手，基德还拿到了袭击法国船只的“民船委任状”和一张皇帝颁布的委托书，授权他抓捕四名情节严重的海盗头子，其中就有亨利·埃夫里和托马斯·图(其实托马斯在一个月前已死，只是消息没有传过来)起初基德有些犹豫，但贝洛蒙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出海就是以国王不忠，海军大臣也保证会支持他，于是12月基德乘坐“冒险”号出发了，他满心欢喜的认为自己有强力的靠山，必定马到成功，殊不知，船还没行出泰晤河就惹出了第一件麻烦，他的船员由于行为无礼得罪了皇家海军，结果一大帮士兵涌上船来不由分说的征走了基德那些最好的水手，无奈基德只得临时召募了一批乌合之众匆忙上路了。
整整一年，“冒险”号飘荡在大西洋上，没有遇到任何的海盗船只，还处处被皇家海军欺负，基德的心情很坏，更糟的是水手们开始抱怨了，有些人甚至煽动大家去当海盗，为了稳住局势，基德被迫驶往红海，在那里他偷偷抢了几条印度商船，把财物分给了水手，无意中违反了他与赞助人的第一条约定，而且从法律上讲他犯了海盗罪，但这只是开始，8月14日晚在穆哈港外，他又驾驶“冒险”号混进一只“法国船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第二天一早“冒险”号开始了进攻，他首先击毁了一条商船的主桅，接着又与迎面冲来的护航兵舰对射，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对方竟然升起了米字旗，倒霉的基德这才发现他所袭击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而正在和他作战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基德撤退了，但“冒险”号却被认了出来，于是“基德已经变成海盗”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东印度公司和皇家海军也向政府递交了报告，基德的后台老板们害怕闹出丑闻，竟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海军部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派出舰队去抓捕“冒险”号，另一方面通告各殖民地基德的行为，要求“总督们只要看见就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德也上了通辑令，而且和他一直不懈追捕的亨利·埃夫里一前一后排上了头两把交椅，有口难辩的基德只能一边寻求非英港口，一边靠打劫过活，但他一直相信，凭借他手中的文件，只要能回到英国他就一定能澄清事实。
就这样，1698年4月1日基德的船队驶进了马达加斯加群岛的一个小港，这个小港怡巧就是海盗聚集地圣·马丽诺，罗伯特·卡利福船长的海盗船“莫查”号正停在这里，天真的基德此时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海盗缉捕者，竟然下令向海盗开火，但他的水手拒绝这样做，他们给基德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当海盗，陷入绝境的基德选择了后者，正式成了一名海盗，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坚信“只要回到英国一切都会好办”。1699年6月10日，在基德离家3年后，他的船停泊在了北美的奥伊斯特湾，在那里他给在波士顿的贝洛蒙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的支持，贝洛蒙满口答应，花言巧语把基德骗进了港，在收回了几份可以做为证据的文件后立即命人逮捕了基德，抄了他的家，找到1111盎司的黄金、2353盎司的白银，以及一磅多的钻石，但其它的宝物被藏在了那里无从得知。
基德被关进了伦敦的新门监狱，由于所有的证据都被贝洛蒙拿走了，他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相反却有大批曾被他抢劫过的船主站出来指证他，1701年5月9日在一场“走过场式的审讯”中他被认定有罪判处绞刑，就这样曾经的海军英雄、大名鼎鼎的基德船长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被吊在了泰晤士河边，为了警示其它的海盗，基德的尸体被涂满了柏油，用铁圈固定挂在了泰晤士河边一挂就是好几年，海欧啄去他的眼睛，野狗对着他的腐尸吠叫，而他的宝藏一直没有被找到，和他那坎坷传奇的经历一起成为了永远的传说。
基德在辞世前的话：
当我在海上驰骋时，大家都唤我做船长基德；
当我在海上驰骋时，坏事做尽，并违背上帝的法则；
当我在海上驰骋时，四处游荡，找寻猎物，烧杀掳勒；
当我在海上驰骋时，离岸不远处我杀了威廉·摩尔，看着他的血流成河。
别了，行酒作乐的老少水手，我得走了，来寻觅我的藏宝吧！
别了，鲁侬镇美丽的姑娘，我得走了，没人愿宽恕我。
别了，我得走了，去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去被埋葬……
（原文）： My name was Captain Kidd, when I sail'd, when I sail'd, And so wickedly I did, God's laws I did forbid, When I sail'd, when I sail'd. I roam'd from sound to sound, And many a ship I found, And then I sunk or burn'd, When I sail'd. I murder'd William Moore, And laid him in his gore, Not many leagues from shore, When I sail'd. Farewell to young and old, All jolly seamen bold, You're welcome to my gold, For I must die, I must die. Farewell to Lunnon town, The pretty girls all round, No pardon can be found, and I must die, I must die, Farewell, for I must die. Then to eternity, in hideous misery, I must lie, I must lie.
一个年轻人来到教堂，接受了神甫象征性的沐浴，表示洗净过去所有不端行为，然后开始在神坛前彻夜不眠地祈祷和思考着自己的职责。 第二天清晨，他回到城堡，父母和一群人在那里等待着他。一位年长的骑士走过来，帮助他穿上盔甲，佩戴好宝剑。他单膝跪在地上，城堡领主用剑面重重地拍了他一下，朗声宣布，他已经成为一名骑士，已经具有了骑士和使用武器的本领。他激动地跳起身，人们向他表示着祝贺。 中世纪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大领主的封地。他们是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或国王、大领主掠夺战争的级别最高的战斗人员，是以马代步驰骋于沙场的贵族。他们，就是骑士阶层。 当时，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成为骑士的重要条件，同时骑士还必须从小经受训练，到领主家充当侍从学文习武，向女主人学习礼仪，２１岁时方能被正式授予骑士称号。 授职的仪式逐渐地复杂化，举行这样的仪式花费很大，这笔开支是由受封的骑士的家庭来负担的。如果他的家庭无法给自己的后代提供爵位和土地，那么他只能终身当侍从。获得称号的年轻骑士常常通过马上比武，显示自己无愧于骑士这一光荣称号。 马上比武是模拟战斗的娱乐活动。骑士用平头的长矛和钝剑对打。比武场上，鲜艳的旗帜迎风招展，衣着华丽的贵族男女在一旁唱彩助威。比武者并不想伤害对方的，但是比武有如实战，发生意外事件在所难免，但重伤却不常见。教会人士曾试图废除马上比武，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骑士不通过马上比武为实战做准备，那么在战场上是无法表现出色的。 在那个尚武任侠的年代里，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口头传说中的著名英雄都是骑士，像罗兰、亚瑟王、兰斯洛特和黑太子爱德华等。 骑士在拥有马匹、重武器以及驾驭马匹和使用重武器方面确实有着优势。势力大的骑士，还拥有高墙与深沟环绕的城堡，统治着附近的农村。中世纪早期，国王和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了实权，权力旁落到最出名的骑士手中。他们甚至目无法纪，妄自尊大，肆意发动战争。 一个装备优良的骑士要备有：一匹能征善战的骏马、一匹供妇女出远门骑的乘马和一匹运载骑士本人武器、装备的驭马。其中战马还有专名，被视为骑士的朋友。 骑士的盔甲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在比较早的年代里，骑士身上所穿的布料或皮革长袍又长又重，遮盖着身体的大部分，外面再穿上由铁环连结编成的网状铠甲，脖子上有兜帽保护，头戴钢盔，有时还带有保护鼻子的金属罩。在稍后一个时期，铠甲由硬的金属片制成；头盔带有厚的面甲，可放下把脸遮住。 骑士的武器有盾牌、长矛和剑等。盾牌是用皮革包裹、边缘绕以金属的轻木质板。盾面或有骑士自己的徽章，也有的画上飞龙、大熊或狮子等野兽作为标志，称为“盾形纹章”。骑士在战斗时，挺矛策马全速前进，刺向敌方。当长矛被折断或从骑士马上坠落后，他们才使用手中的宝剑。也有力气大的骑士会使用战斧、狼牙棒和铁球等。 骑士间的战斗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可怕。 许多战斗是小规模的，常常只有几百人参战，几个小时便结束。他们更感兴趣活捉对方，而不是将对手杀死。因为俘虏一个敌人就可以索取一份赎金。赎金的多少按俘虏的地位和家产而确定。俘虏地位越高，家产越多，骑士的所得自然就越丰厚。当然，普通的骑士也并不总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战争。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太少了。骑士无论是参加马上比武还是进行实战，都要遵守某些成文规则和惯例。如：一个骑士不能对另一个毫无戒备的骑士发起攻击，而必须让对方做好战斗前的准备。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另外，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 骑士为什么要这么注重这些法规和惯例呢？这大半是事关彼此之间的切身利益的原因。今天虽然俘虏了别人，也许明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俘虏，所以双方都要为自己留下后路。 除了交战的惯例外，骑士制度还包括了许多其他内容。基督教会教导骑士应该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如：“骑士应该帮助穷人，保护教堂、妇女和所有无防卫能力的人”，等等。虽然，并不是所有骑士都遵守这些准则，理想的骑士和现实中的骑士差别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还是有变化。１３５０年时的骑士就比１０５０年时的骑士，更有礼貌和文明得多。基督教会和贵妇人努力促使一个鲁莽、好斗的骑士变为有教养，懂礼貌的骑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骑士制度盛行于１１世纪至１４世纪。这时期也出现了反映骑士生活理想的文学作品。主要体裁分抒情诗和叙事诗，表现了骑士为了爱情、荣誉和功业而战的精神。骑士文学对后世欧洲诗歌和小说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到了１５００年，骑士作为战斗人员已经被备有火器射击武器的雇佣军取代，骑士阶层走向了衰亡。 但是骑士精神和骑士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骑士制度的观念——彬彬有礼、举止端庄 ——仍是当今西方世界重要的观念
欧洲中古世纪的战争形态必须看时代与地域而定，但一般来说，在百年战争
之前，战争的规模都极小，绝大部分都是领主之间的「小冲突（skirmish）」，
既使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欧洲骑士也还是不喜欢列阵出击，所以十字军东征除了
第一次东征正好佔了回教帝国内乱的便宜，所以成功以外，其他次东征皆以惨败
而回。不过欧洲重甲骑士的个人战斗力极高，所以应付农民暴动是绰绰有余的，
直到具有懂得集体行动的职业佣兵兴起，这才开始末落，而火枪则是最后一推。
在法国，一名骑士的合格考试之一就是身上没有任何护甲，然后空手与野猪搏斗，
能够把野猪干掉的话，才能通过。
重甲骑兵身上的重甲具有极高的防护力，在火枪发明以前，少有骑士在战场
大量死亡（百年战争例外，但大部份的重甲骑士并非死於英国长弓的威力，而是
被匕首割断喉咙）。但重甲也是骑士的负担，虽然骑士们身着重甲可以攀墙爬竿
翻跟斗（法国骑士的资格鉴定考试就包括全身穿上重甲，佩戴武器，爬过城墙），
可是骑士们一旦失去战马，步行距离不会太长，尤其是在泥泞中行走时，更是倍
加艰辛，结果徒然耗费体力。阿尚弧会战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结果成为法军惨败
的原因之一。
不过如果认为高温会把重甲骑士们给热昏，那就错了，他们从小就得如此习
惯这样的环境，而且盔甲下还有密不透风的重袍，使得衣服内因为汗水的蒸发而
产生内循环，所以反而凉快，这个是十字军向阿拉伯人学来的办法。
骑士们的另外一项弱点就是战马，如果没有战马，纯靠步行作战，那么光是
穿着重甲走路，就会把他们给累死。而战马也必须选择足够壮健的，不然无法承
受重甲与骑士的体重（所以骑士们必须尽可能保持短小精悍的模样，就连赫赫有
名的亨利五世，也仅身高170cm ），因此骑士们往往会非常疼爱他们的战马，一
匹好马的价格，通常可以雇请数十到一百个长弓手。所以在百年战争时，步兵就
只要插下削尖的木桩，骑士们就往往会为了避免战马受伤而转身。此外，马无论
是那种马，人是绝对无法说服牠为了国家民族主义而去牺牲犯难万死不辞的，所
以步兵们只要排成空心方阵，再把枪尖一致对外，就能够阻止战马从任何一个角
度向他们冲撞过来。
但身着重甲的骑士们集体冲锋时所产生的噪音加上视觉效果，会使得面对他
们的步兵们感到震憾，尤其是以训练度越低的话，越是容易因为「骑兵恐惧症」
而导致崩溃。而且骑士们作战往往是两两三三的跑到步兵阵列的前面，投掷标枪
后就迅速离去，英国就是在Hasting 会战中，因为杂种威廉的骑兵所使用的这种
战术而导致步兵的斗志丧失，最后自动崩溃的结果。
不过欧洲骑士除了早期的诺曼骑士以外，并没有随身系带弓箭或是标枪的习
惯，甚至对这种战术毫无兴趣进行发展。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在百年战争时，亨利
五世企图让长弓手骑马作战，可是结果不是很理想，因为长弓难以在马背上与疾
驰中使用外，当时的长弓手只是佣兵，装备一切自备，所以马通常是给比较有钱
的长弓手来代步用的，这些人比骑士们还要珍惜他们的座骑。
后期骑士的重甲已经到了连铁臂十字弓也无法贯穿的程度（姑且不算火枪），
虽然这类重甲还是不少脆弱的缝隙可以被弓箭射穿，但那些地方不是人体的要害
之处。因此步兵要以个人的力量来对付重甲骑士，唯一有效的武器除了匕首之外，
就是「halberd 」，中文翻译成「戟」是一种错误的翻译，因为戟是「勾」与「
矛」的结合体，而halberd 是「斧头」、「钩子」、「长矛」、和「开罐器」的
结合体。使用人可以集合起来，将它做长矛使用，也可以用来和步兵或是骑兵进
行单打独斗 .通常步兵是用halberd 把骑兵给钩下马来，然后用上面的斧头或是
长得像是开罐器的部份把那位倒楣的骑士给解决掉，瑞士独立时，奥地利的盟友
勃艮第公爵莽夫查理就因为如此而阵亡在halberd 之下，从此瑞士佣兵的骁勇善
战和善於使用halberd 的声誉闻名全欧。
如果说骑士是很「个人化」的战士，那么中古时代的步兵就是十分讲究集体
的了吗？那是中古世纪接近结束时是如此，之前也是很个人化的。所以战场上往
往是一连串的单挑，而非兵种之间的配合，直到百年战争时，才由英国「复古」
出这样的战术。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古时代的佣兵并不讲究纪律，而且他们的营
养大多很差，更不用说没什么纪律与组织可言，因此他们单以个人战斗力而言，
绝非骑士的对手。可是当他们懂得如何集体行动，兵种协调作战时，骑士们就发
现到他们已经无法再轻视这些昔日的吴下阿蒙了。
但既使如此，步兵的反制骑兵作战往往是被动的，必须先要料定骑兵的攻击
方向，而且难以在行进中保护自己，更不用说排列防禦阵形时就是防禦最脆弱的
时刻，而骑兵因为具有机动力，所以作战的时间与路线具有比步兵更大的弹性空
间。
此外，中古时代的欧洲步兵作战方式，可以参考Braveheart这一片。但到了
佣兵兴起时，因为成本效益与作战对象的双重主要问题，欧洲的步兵大多舍弃使
用盾牌，而大量採用长矛，有钱一点的就用halberd ，因为他们的主要对手是「
重甲骑士」，况且长矛在近接战时，也不见得会输给拿着盾牌的刀斧手。
另外一项专门的武器就是双手剑，真正的双手剑其实不重，至少没有阿诺在
电影？P ALIGN=LEFT> 手握着也不会割伤皮肤。所以可以挥着它砍人，也可以用
来刺戳，甚至倒转过来，用剑环钩住对方的武器，或是用把手的顶端来顶击对方
的脸部或是身躯。
骑士用的剑则是另外一种，较短，但十分尖锐，可以用来在疾驰时，在马背
上挥砍别人，或是刺戳对方盔甲的缝隙。
骑士用长矛，也就是看起来像是支大型铅笔的东东，那是用来吓人多於用来
杀人用的，就算是骑士决斗时使用，也很少让人致命，唯一让我想起来的例子就
是某位法国国王在与卫士练习时，不小心的让保护脸部的面罩上的眼洞撞上矛尖
而致命。
历史上公认的最早的骑兵出现在3000年前的亚述王国，当时，并没有发明马蹬，连马鞍也没有，骑兵为了不在高速奔跑的马背上掉下来，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腿牢牢的夹紧马腹，并且抓住粗硬的缰绳维持平衡，毫无疑问，这样的姿势是不可能冲刺杀敌的，所以，当时的骑兵大多是采用弓箭作为主要武器，战术也以骚扰诱敌，攻击侧翼为主，一般是不会近身接敌的，所以当时的骑兵的防护也比较简单。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里，就有这种骑兵，身着轻甲或者是不着甲，手里拿着弓箭，排在战车和步兵的侧翼用以掩护，可见当时骑兵的作用并不突出。
为了在两军近身格斗时发挥马匹的速度和力量，人们又发明了战车，这种战车一般乘坐2-5个人，一个是驽手，专门管驾驶马匹。其他的是战斗人员（^-^有点像现在的坦克。），兵器以能此能勾能凿的长戈为主。战车的轴外侧还安上锋利的铁刀，在快速飞驰时，能轻易的把步兵一削两段。战车的样式中国和外国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国的战车比较笨重并且载员多，而国外同时期的战车就比较小巧，一般乘坐2人。这种类似于坦克的战车铺一出现就成为步兵的噩梦，几千架飞驰的战车疾如旋风的冲向对方的密集阵，几乎是当者披靡。于是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衡量国家武力强盛的指标就是拥有战车的乘数。当时中国的战车发展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越大的战车越厉害，于是，开始研究四五匹马甚至十几匹马拉的超大战车，但是，当时的手工业不太发达，车轴和车轮工艺一般很难达到这种要求，战场上经常出现战车因为过大而散架的事情。当时，我国的边境是游牧少数民族，他们简单的单骑骑射的骚扰战术也让战车这种步兵克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当时地处北疆的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开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学习少数民族骑兵灵活轻快的优点，抛弃笨重的战车。中国的骑兵，再真正意义走上了历史舞台。当时，赵武灵王用这种骑兵大破秦国，如果不是在远征途中政变被害，我想，统一六国的应该改姓赵了。
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战争的主要武器不再是青铜做的，铁质的武器和铠甲开始出现，秦俑里步兵身上已经开始装备用铁片连缀制成的铠甲，这时，弓箭的对于步兵的杀伤力就不再制命了，同样，以弓箭为首要武器的骑兵就开始变得不太重要。大规模的战争又回到了以步兵集团冲锋为主要战术的时代。不过，汉朝时，北方匈奴骑兵的外患依然严重，而步兵在和全部是骑兵的匈奴作战时，几乎没有优势。汉高祖白登被围历史上学者争论是不听谋臣刘敬劝告，其实是真实的武力对比不如匈奴，尤其是骑兵。后来，为了加强自己骑兵的战斗力，发明了利于砍垛、单面开刃的刀，骑兵的战斗力才大大的提高，终于可以和步兵近身缠斗并且大占上风了。这对匈奴以骑射为主的骑兵来说，一旦近身格斗，只有挨宰的份，汉朝的骑兵才开始真正强大，一举歼灭北匈奴。优秀的骑兵的支持，才催生了陈汤气吞霄汉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憧憬ing）
中国有考的马蹬的出现时在北魏，马蹬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于是，大规模的带甲骑兵轰轰烈烈的象对方阵营践踏而去，给步兵带来的不仅是伤害，还有心灵深深的恐惧。在这时，骑兵的武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利于自上而下砍垛的大刀发展为利于穿刺的长枪，骑士们借助于马蹬可以把速度转化为强大的前向力，轻松的把步兵身上的重铠象捅纸一样撕透。这时，中国和欧洲的骑兵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别。受孙子兵法的影响，中国人认为灵活是战斗中最重要的特性，于是，中国的骑兵以轻骑兵为主，手里的长枪也是比较小号的枪，和步兵的长枪差不多，利于做刺、挑、扫、磕、抽等动作，而欧洲的骑兵战术主要是集团冲锋，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从正面突破，所以骑兵多以重装骑兵为主，骑士身上穿着只露眼睛的重达百斤的铠甲，依靠滑轮把自己吊到马背上，单手持一个粗重尖头的骑枪，纯粹依靠冲刺的惯性杀伤敌人，一旦落马，几乎就是等死了。灵活性远远不如中国的骑兵。
人们为了对抗骑兵的冲刺，想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中国人善于扎营，于是在营房外挖深深的陷马壕，同时铺设不利于马匹行进的鹿岩，铁蒺藜，以降低骑兵冲刺的速度。另外，为了不让骑兵近身，又对于远程武器——弓弩作了极大的改进，除了增加出速度外，还用上了锋利的铁质箭头，这对于骑兵脆弱的装甲来说，是致命伤害。大家还记得英杰传里弓弩兵对骑兵的伤害加成吧。欧洲人善于结阵，于是就发明出了一种上宽下尖，底部可以轻松插入地里的重盾，前排的步兵用这种盾搭起一道铁的防线，为了防止铁盾杯骑枪挑飞，后排的士兵把巨大的马压在盾顶。除了这种消极防御，苏格兰人还发明了一种长矛，长达几丈的矛就用整整的一棵树制成，前端削尖，后端粗重的根部插入土里，依靠骑兵自己的速度把长矛穿刺入对方的胸膛。同时，英格兰人还发明了长弓，巨大的弓可以带给箭支更大的速度，轻易穿透骑兵的铠甲。不过，长弓主要是射骑兵的马匹的，因为在当时的欧洲，重铠的骑兵一旦落马，几乎连翻身也困难。
从这时开始，骑兵开始走了下坡路，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把自己慷慨的送到对方刀前的战术的优势。于是，主要用弓箭的骑兵又开始活跃，典型的代表是蒙古骑兵（大家记得帝国时代里的蒙古骑射手吧？嗬嗬，这还是微软把蒙古骑兵的优势大幅度削减了以后的结果。）。蒙古骑兵不论在个人生存能力还是集团作战优势方面都堪称史上最强骑兵（冷兵器时代），他们的武器非常的多样和实用，一般标准配备是组合弓、强弩，火统外加马刀。组合弓是利用角质和木材外缠绕牛筋所制，倔强系数非常的大，满开的话需要至少80公斤的力量。射出的箭能轻易的穿透一头壮牛，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对这种弓有详细的记载。恐怖的是蒙古人还在箭尖上涂上毒药，几乎见血封喉（夸大了，呵呵）。当时的中国，火药在战争中已经广泛的使用，火统的虽然威力不是很大，但是，短距离内是能轻易的射杀一个重铠的欧洲骑士的。（算是最早的骑铁吧，呵呵，比日本的骑铁早了几百年。当时蒙古人的防具除了心脏等重要部位的护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防具，这就给骑兵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中世纪的欧洲还处在集团军冲锋的战术思想盛行的时期。而蒙古人早就从汉族人那里学习到了先进的战术思想。在欧洲重铠骑士气团冲锋时，他们先是用强弓射杀一部分（大家注意，只要欧洲人受伤，基本上就没有战斗力了，因为箭上有毒）；等距离靠近然后用发射速度更快的弩箭，然后是火统，然后依靠自己快速的行动再次拉开和对方的距离，然后又是新一轮的箭雨，最后等他们开始冲锋的时候，欧洲的骑士已经疲惫不堪所剩无几了。当时的蒙古骑兵经常利用自己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很少的部队歼灭敌人让人不可思议的数量的部队。由于他们几乎不留俘虏，所以活着回去的是欧洲骑士非常少，以至于当时欧洲人以为蒙古人有非常多的部队，其实，每次的西征，蒙古的骑兵都不会超过20-30万，并且一般还是分几路进军，可见当时蒙古骑兵的骁勇善战和高效的杀人技术。
火枪技术的成熟使得步兵在远距离杀伤上又一次走在了骑兵的前面，再高速的子弹面前，任何的铠甲都变得脆弱和可笑，于是，士兵们基本上又回到了布衣防具时代。就在大家认为冷兵器时代的王者——骑兵，将要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骑兵却迎来了又一次的高潮。因为当时的火枪发射以后填弹时间比较长，留给了骑兵足够的突击时间，并且因为步兵都是布衣，高硬度的钢制的马刀可以轻易的把士兵一削两半，于是，人们又开始迷恋骑兵这个古老的兵种，为了提高骑兵突击的能力，还专门制作了枪管较短的马枪——卡宾枪。不过，骑兵的战斗还是以马刀为主，高高举起的马刀一个回旋就能把头割下来，这种杀戮的恐惧的震撼是用语言难以描述的。苏联红军的骑兵是这个时期的精英（大家还挤不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骑兵战斗的画面）。
随着坦克的发明和兴盛，杀伤力更大，速度也快的坦克开始取代骑兵的位置，人们依稀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闪电战里坦克部队的身上，看到骑兵高速穿插，杀敌于千里之外，须臾之间的影子。以马背为生的骑兵真的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了，现在各国保留的骑兵部队大多是为了仪仗检阅和警察出勤，骑兵，已经成为历史的美丽的风景到了供人瞻仰怀旧的时刻了
战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可以说已经成为民族融合的一个代名词。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倚靠武力来夺得更多的生产资源，从而更进一步地进行征服、奴役。战争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经手段。远到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的“石器战争”——我们姑且这么称呼，那时的人们靠着石块、木棒去征服自然，去征服“部落”。再到铁器时代，奴隶制度的确定迫使领主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去进行战争——杀戮、征伐。****着欲望于贪婪的血液在战火中弥漫。但相对的，战争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兴的思潮。
当旧的奴隶主不再满足于即得的利益而下层奴隶在不停地反抗着被奴役的命运时，封建制度出现了。国家的机制变的更趋于完美。奴隶时期的“奴隶兵制”（奴隶主保留少量比较正规的军队，战时以奴隶作为战争主力的军队制度）逐渐被更完美的“封建兵制”（封建领主保留一定数量正规部队，每天进行正规军人的训练，领用领主发放的俸禄。一定程度上取消奴隶制度，平民通过考核可以参军。也有实行诸如“闲时为军忙时为农”的亦农亦军政策——比如屯田制）所替代。相对来说，军队的更进一步的正规化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以及集团作战的可能性及集团作战战术的进化。
在充斥着血与火、欲望与贪婪、征服与统治的中世纪，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另一种新兴的浪漫思潮——骑士精神。
早期的骑士并不是人人都骑在马上，而仅仅只是一种称号，****着其地位及荣誉。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只有骑士才可以拥有坐骑的权利而被称为骑士。不过骑士并非本文的主题，有机会的话再另写文文好了。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骑兵集团的出现改写了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历史。如果说战争是一种艺术，那么骑兵集团的使用则是一种艺术的体现。
骑兵的最早使用在中国的战国时期。随着战争中高机动力、高攻击力的要求的出现，战车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从绳套中被解脱的马成为单乘的坐骑，从而开创了骑兵集团的历史。
中世纪欧洲的骑兵大多配置重甲，上百斤的铁甲将骑士包裹的密不透风。骑士除了穿着重铠，左手一般会拿着铁盾，而右手则举着长达3米的长枪，以便于在平原冲锋时可以一举将敌人刺穿。而近战时则可以将配置在身边的长剑拔出与敌人肉搏。而厚厚的装备也使肉搏中的骑士的伤亡降到了最低。
尽管全身装备高达数百斤，但其机动力及穿刺力仍不可小视。往往只需骑兵发动一波冲锋敌军便已全军溃散。在骑兵驰骋在欧洲大陆上的300多年里，骑兵成为了步兵的噩梦。欧洲的骑兵大多也习惯了一涌而上的集团冲锋战术，甚至从没考虑过使用别种的骑兵战术——尽管集团冲锋战术在中国早已被淘汰，但在当时的欧洲来说那已经是一种风气——勇往直前的冲锋的无畏的勇气。尽管也有使用木栅栏或土沟战术来阻挡骑兵攻势的，但在重装骑兵面前，木栅栏只不过如同一层纸一样容易冲破。而大多数军官也不会傻到在有土沟在面前的情况下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没有土沟的侧翼便成了骑兵的杀戮之地。相对的，即便正面冲击土沟，重装骑兵也完全有能力一举冲过。
不过骑兵的优势很快便被打破了。威廉·华莱士成为了重装骑兵们的第一个噩梦。巨大的木枪（用整只树的树干做成木棍，前端削尖）抵制了骑兵们的第一轮冲锋。随着第一轮冲锋的骑士的倒下，越来越多的骑兵们要么被倒下的同伴绊倒，成为后继骑兵们践踏的对象，要么再次被木枪捅下马，或者整个人被木枪所贯穿而挂在了木枪上。
而骑兵们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大概要算十字军第7次东征时的一次战争了。
当时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及伊院骑士团三大骑士团共5。5万骑兵进攻基辅，遭遇了阻击。对方领军的只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公。统帅的只有2万重盾步兵及临时招募的5万民兵。实际上双方的战争都是在没多少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年轻的大公甚至来不及在战场上修筑任何防御骑兵突击的防御工事，而民兵们甚至只有拿着镰刀、木棍上战场。但是大公的命令是2万重盾步兵居中，5万民兵分作两部作为侧翼，整个战阵呈“V”形。
当骑兵们开始冲锋时，重盾步兵纷纷将手中的重盾插入地面（因为是泥砂地，骑兵固然容易发挥强大的冲击力，但也是如此导致了他的败亡。），共插了2层木盾，形成一座临时的木栅栏。由于根本不考虑到民兵的威胁性，骑兵们直冲重盾步兵本阵。而犯了轻敌大忌的他们在看到木盾后只是下意识地用枪去挑，打算把木盾挑开。而此时，他们的噩梦开始了。木盾后的第一排重盾步兵用携带的长枪往木盾上一压，骑兵再承受了数百斤的压力便不能再把木盾挑起，有的骑兵甚至因为冲力的缘故当场撞倒在地上。而第二排的重盾步兵立刻拿出插在地上的斧头不停向骑兵们丢掷。此时两翼的民兵开始向中靠拢，打算等所有的骑兵全数落马后再“取上将首级”——重骑兵落马后很难有几个还能独立站起来的。
此役5。5万骑兵几乎全军覆没，而年轻的大公麾下近伤亡了数万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民兵）——如果不是十字军的统帅果断地命令后继骑兵踩着依然生存的友军继续冒死突击的话，大概即便骑士团不仅要全灭而且敌方的伤亡绝不会超过两万。（鉴于记忆问题，到底是哪一场战斗我忘了，双方统帅的名字也忘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绝对经典的战役。）
而如果说这个噩梦只是第一个的话，那么带来第二个噩梦的便是蒙古人所带来的冲击。
蒙古属于游牧民族，严格来说，不能叫骑兵的噩梦。或者说成“骑兵对骑兵的噩梦”更好点。首先，从装备上来说，蒙古人在灭亡了金、宋之后，开始使用金、宋的技术来武装自己的部队。可以说，当时蒙古骑兵的装备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最精锐的蒙古骑兵一般配置为一柄长枪、一把火枪（铳）、一把弩（同时射出三箭的强弩而不是普通的弩）、一把马刀及一把弓。冲锋时，距离远点就用弓，靠近了用弩，再近点就用火枪（铳），而冲刺的时候使用长枪，开始混战了便使用马刀。更为恐怖的是其箭上都有毒。而从穿着的铠甲来看，蒙古人鄙视脱逃者，战甲只有前胸的软甲（不要小看软甲，寻常的弓箭射击未必能对蒙古骑兵造成伤害的）。综合来看，尽管蒙古骑兵武器如此众多，但是其负重量远比重装骑士来的轻。而且大量的精锐武器的使用对于敌军所造成的伤亡是很大的——还没靠近就先道下一片，蒙古骑兵机动力又高，又是打的“运动战”。蒙古军的“旋风”所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大概还有古老兵阵战术的消亡吧。历史上唯一对蒙古军造成伤害的大概也就只有八鲁滩一战了——初次独立上战场的失吉忽突忽率领3万蒙古骑兵与扎兰丁15万军队对决，在造成对方10万余的伤亡后，失吉忽突忽率10余骑突围而出。可见蒙古军之善战。
其次，欧洲盛行“交换骑士”——即战场上俘虏的骑士不能杀害，而且必须好生看待，留待以后交换自己被俘的骑士。但蒙古军根本不吃这一套。凡是落马的骑士也不理会是否投降，直接取了首级再说。让我们为那些可怜的骑士们哀悼吧，阿门（笑）。
尽管随着克制骑兵的战术越来越多，但因为骑兵所拥有的强大机动力、冲击力使骑兵在战争中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地位。而在公元17世纪时，在日本出现的“骑铁”（纯火枪骑兵队）更是开创了新一代的骑兵兵种，比欧洲的“龙骑兵”早了约300年。
但随着现代战争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骑兵的地位和优势逐渐消失。当波兰骑兵团的骑兵们被德国坦克一个个压成肉泥时，古代冷兵器战争中的天子轿子——骑兵，正式宣告了他的使命的结束，从而离开了历史的大舞台。
1.十字军东征的人员装备
在11－12世纪，紧随增强要塞之后的是改进重型骑兵的盔甲。改进后的重型骑兵拥有长及膝盖的铠甲，并与圆锥形头盔锁子甲相连，保护头部的侧面和后面以及颈项。头盔与铠甲加在一起，成为一套重达至少30磅的盔甲。在铠甲的下面，骑兵还穿有防护垫，以减轻遭到打击时的冲力。其他的改变包括头盔上安了一个鼻片、只能砍击的长剑、以及一个由木头和皮革制作的风筝形长盾，无论乘马还是步战都能给人员以较好的保护。这全套用具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就像12世纪的军队都有基本相同的装备一样，骑兵也都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全副武装的重型骑兵（骑士）都有一匹强健的战马，用以驮载武器装备重量增加了的人。缺少全副装备，比如仅有铠甲和头盔的重型骑兵，被称为军士。军士在战斗中发挥与骑士相同的作用，只是其效能要比骑士稍差，但其费用也较低。
12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没有任何轻型骑兵。弓箭手也许会有马匹，但徒步战斗。轻型骑兵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更多地是发挥战略作用，通常不像在卡累和曼奇刻尔特会战中所戏剧性展现的那样，利用其潜在的战术能力。
大多数轻型步兵使用弓箭，只有少数使用标枪。许多军队以弩箭取代了传统的弓箭。弩箭由罗马人发明，却被拜占庭人忘却，只在高卢人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1和12世纪终于又时兴起来。弩箭真正是一门纤小的弩炮，它有一把短小但有力的弓，安装在一个刻有放箭凹槽的奇身上，弩身上装有扣住弓弦的抓钩以及释放抓钩的扳机。弓弩手将弩箭竖在地上，用脚踏住弓身，以双手回拉弓弦；然后，他插入一支短而重的箭或弩箭，瞄准并扣动扳机。与普通的弓箭相比，弩箭射速较低，造价较高。导致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其力量强大，而对弩箭手的技能要求较低。这是一个以机械代替人力的例子，弩箭在瞄准技能和开弓力量的要求上都比较低。要熟练掌握普通弓箭，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必要的瞄准技能和反复、连续拉满弓弦所需要的臂力。
12世纪的重型步兵不像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那样拥有统一的装备。最好的重型步兵（通常是雇佣兵和民兵）装备有头盔、铠甲、短剑和长矛（比长枪更长）。这些重型步兵像弓箭手一样，作为城堡守军以及在进攻或防御城镇、城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都由雇佣兵组成，为报酬而进行职业服务。这使得他们不需召唤就能够随时为封建领主履行军事责任。除雇佣兵之外，封建或地方分权体制造就的武器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就很少了。此外，军事系统能够召唤大量装备不全的人员，许多人来时没有铠甲，也没有多少使用武器的技能。实施总动员时，还可以产生一支全部未经训练且缺乏组织的民兵部队，这些部队仅有农具作为武器。
2.十字军东征的技术装备
直至12世纪初，今人所知的惟一一种炮是利用扭力和张力原理制造的投射机。扭力投石机利用重质木材做框，在靠近前面的地方紧缚一股扭紧的绳索。制造者将一根活动木杠的一端固定在扭紧的绳索之中，而木杠的另一端则吊着一个抛射袋。操作者将吊有抛射袋的一端拉向木框的后部，以增强绳索的扭力，用拉钩固定之后，将石头放置在抛射袋之内。然后，他们解脱拉钩，使活动木杠放石头的一端解脱。扭紧绳索的扭力使木杠成上前曲线运动，其运动速度之快足以将石头按一个很高的射角抛射出去。这种投石机被称为掷石机、射石器或投石器。当然，其抛射的石头重量不一，而且天气也会影响绳索的力度。因此，这种投石机抛射石头的精确度不高，一般只能用于轰击诸如城镇或城堡这类较大的目标。
张力型投射机通常被称为弩炮，由一张可用绞盘拉开的大弓构成。它发射弩箭或巨大的羽箭，力量巨大，弹道低伸，精度较好。虽然它不能射穿城墙，但是攻城者和守城者均可用它射击距离较远的小型目标，比如步兵武器有效距离之外的人员等。
为了更好地接近敌人，攻城者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防御者在遮蔽物后面发射的抛射物的伤害。屏蔽物既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弓箭；又要比较轻便，以便于运动。攻城者可能会推上一座与防御者等高或者高于防御者的塔楼，将其推进至能够在敌人的城墙上放下吊桥的距离。然后，进攻者便可爬上塔楼，经过吊桥发起攻击。同时，弓箭手或弩箭手则守卫在塔楼顶部，射击防御者。
移动塔楼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沉重，而且头重脚轻，因此只能在平坦、水平，尤其要坚硬的地面上向前运动。它必须防火，因此通常以生皮覆盖前部，有时也覆盖两侧。防御者以携带着燃烧麻绳团的箭向其射击。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由张力型投石机发射的大箭。
向前运动某种较低的遮蔽物要稍微容易一些。这类遮蔽物能够保护那些对防御者城墙基础实施破坏的人。这些遮蔽物相当长，这样使用者才能比较自由地从它们的后部（不能太靠近城墙）进出。与其长度相比，其宽度很窄，顶部陡峭，这样它们就能抵抗由上面投下来的石头和其他重物。为了具有较大的抗力，其顶非常尖，并有生皮保护，以防止对方的火攻。
要么将遮蔽物运动至距城墙几英尺的地方，工兵以破城椎或钻孔器攻击城墙；要么将遮蔽物的头部紧贴城墙，掩护人员以镐头、锤子和橇棍破坏城墙。破城椎和钻孔机都有一根攻城者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木杠，利用铁链将其吊在遮蔽物的横梁上前后摇摆。破城椎有一个宽大而坚固的头（就像真正公羊的前额和抵角），用其撞击城墙；钻孔机则有一个尖头，试图用其将对方城墙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摘掉。如果城墙不是太厚，或建造得不是太结实，那么破城椎就可通过反复撞击同一点而将城墙撞动、撞裂，最终撞塌。钻孔机与破城挝相比作业速度较慢，但定位却更加有效。
挖地道是进攻者的又一种手段。攻城者在靠近城墙的遮蔽物的位置开始向下挖，然后向城墙下面挖。当地道挖至城墙下面时，挖掘者用木料支撑坑道。当他们判断地道已经挖得足够长、足够大时，他们便烧毁支撑木，使地道垮掉。如果他们的地道空间挖得足够大，那么这一部分城墙便会倒塌，出现缺口。
3.早期十字军的战术
最初，当十字军向巴勒斯坦前进，由君士坦丁堡经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进军时，表现的十分笨拙。这些国土中的许多地方自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就一直被穆斯林突厥人占据着。那次会战发生在基督徒开始其第一次进军之前26年。十字军不仅对突厥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第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在1097年，当时第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君土坦丁堡进入突厥苏丹的领地。他们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突厥人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突厥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突厥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突厥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突厥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突厥人突破。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突厥人的进攻"。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奇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突厥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突厥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突厥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只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突厥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突厥人的轻型骑兵。
此次失败对突厥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突厥人的暂停攻击并没有缓解十字军的其他问题——补给问题。十字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乘船到达圣地，因为拜占庭海军和意大利沿海城市的舰队控制着海洋。然而，海洋使十字军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因而他们选择了陆路，穿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其对付波斯帝国战役的国家。不幸的是，十字军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而且缺少其计划能力和后勤组织。除了突厥人的对抗之外，他们还面临着马其顿征服者所没有的其他困难。不像亚历山大，十字军背负着沉重的非战斗人员的负担，其中许多人是去圣地朝圣的。更有甚者，他们缺少地理知识，因为十字军总是忽视拜占庭人的劝告，常常断言他们的消息时过境迁。正如一位当时的人解释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旦大地硕果累累，就会立即遭到突厥人野蛮的掠夺，以致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小片被开垦的土地。"
十字军在行军沿线发现的补给资源很少，而且突厥人在防御中把后勤战略与战斗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以对付胜利了的基督教军队的进军。他们破坏十字军行军道路沿线的城堡，烧毁野草、农作物甚至村庄。这是波斯人曾用于削弱亚历山大军队的有效战略。
实践证明，突厥人结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给十字军造成惨重伤亡。突厥人消灭了由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动的一路纵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拜占庭人的港口找到了避难所，得以生存下来。另一路纵队有700名幸存者，这些徒步的骑士是因为隐藏在一座突厥人轻型骑兵难以追击的大山里才得以生存的。第三路纵队由于返回，才得以保存。只有一路纵队徒步到达了目的地，因为突厥人已经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射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也成为后勤困难的受害者。该军在到达一条河流时，大多数人几乎渴死。于是看到水后，其队形大乱，所有的人都扑向河流痛饮，但此时突厥人发起了进攻，结果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到达附近的山里。还有一路纵队把马吃掉而免于饿死，徒步到达了目的地。
包含有轻型步兵的十字军与突厥人作战，在战术上困难并不大，但是这一武器系统对于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却毫无用处。由于突厥人更喜欢避开行军纵队先头的骑兵，因此他们总是集中兵力攻击纵队的后方。十字军纵队的后部一般是弓箭手、弩箭手和徒步的骑士。徒步弓箭手以突厥人及其马匹为目标射箭，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压倒突厥人的骑兵弓箭手，而徒步骑士可以保护弓箭手免受突厥乘马弓箭手的持剑冲锋。那些听取了已经进军部队劝告的部队，就发现这些优势武器系统的有机结合，足以对付穆斯林的轻型骑兵。
幸运的是，在叙利亚的十字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与那些前拜占庭省份的穆斯林主人的战斗。但是，在他们与乘马弓箭手的第一次交战中，基督徒缺乏弓箭手，不过以勇敢弥补了缺陷。在得知敌人已经集中了庞大军队，准备发起对安条克的围攻之后，十字军决定迎战。由于在进军叙利亚途中损失了过多的马匹，因此只好仅以700名骑士攻击至少有12000名士兵组成的穆斯林部队。不过，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7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穆斯林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英里的间隙地。当敌军在黎明时分通过这个间隙地时，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将其掩护部队赶入了同样感到突然的主力部队之中。敌军仍处于行军队形，于是十字军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给其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些敌人两面临水，拥挤在一起，根本无法逃跑。在穆斯林军队撤出由于其军队数量众多而无法运用其骑兵弓箭手战术的狭窄地域之前，已有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又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十字军重型骑兵的后方有障碍屏蔽，因而使其能够压倒潜在战斗力更强的穆斯林轻型骑兵。
在下一次交战中，十字军将其数量较大且编成得当的部队排列在新夺取的安条克附近。由于害怕在城外迎击敌人，但因缺少食物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便采取有利的方式组织其步兵，并以徒步骑士增强其力量。从将重型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这一点来看，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以轻型步兵对付轻型骑兵的重要性。他们展开战线，一端临河。一端靠山，以保护翼侧，并迫使突厥骑兵弓箭手采取正面攻击的战法。在正面，十字军排列着长长的步兵战线，正面配置了弓箭手，缓慢地逼近突厥人，并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射弓箭。虽然乘马的突厥人作为弓箭手的技能无疑更为熟练，但步兵毕竟是站在地面上射箭，而且弩箭手强有力的机械武器大大弥补了技能上的不足。
突厥骑兵被连续不断的如雹箭雨压迫得渐渐后退，最后终于溃逃，与另外一队骑兵会合到一处。另一队骑兵此前曾深人基督徒部队的后方，击败了十字军的预备队。突厥人之所以得意忘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徒步弓箭手对乘马弓箭手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与此优势相对抗，穆斯林曾改为突击战术：他们轻型骑兵发起冲锋，以短剑攻击步兵。然而，尽管此种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当部队看到主力已经离开战场之后，他们还是撤退了。
在此次战役的两个阶段，穆斯林骑兵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当主力放弃营地而不与基督徒交战时，徒步人员便无法逃跑或抵御重型骑兵的攻击。十字军的徒步弓箭手赢得了主要的正面战斗；骑兵只是在此后的行动发展中才处于主导地位。
在到达叙利亚的一年内，西欧统帅们已经发现了击败突厥人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运用徒步弓箭手的固有优势对付骑马弓箭手。其间，他们还曾运用恰当的合成方法对付所用战术系统完全不同的，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在1099年进军巴勒斯坦和围攻并夺取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十字军曾侵入属于埃及的地区，这里的穆斯林政权控制着巴勒斯坦，并常常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政府发生战争。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其北方和东方的轻型骑兵对手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突厥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斯卡隆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支队，并在每个步兵支队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支队。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支队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支队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克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人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
十字军的能力并不总是像这些早期会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高。有两次，同样的指挥官表现出荒谬可笑的过分自信，竟以几百人冲进一支完整的穆斯林军队，在第二次尝试中损失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世纪之后，十字军与骑兵弓箭手相遇，并在一座有着不吉利的名字"卡累"的城市附近将其击败，尔后仅以重型骑兵追击了12英里。但是，穆斯林并没有真正失败，而是要吸引十字军过来。十字军的轻型步兵对手消失在地平线上，于是他们决定宿营过夜，而不是令人困马乏的部队返回卡累。当他们下马，许多人已经解掉盔甲之际，穆斯林手持短剑和弓箭发起了冲锋。在基督徒在一座小山上找到避难所之前，穆斯林攻击者杀掉了他们大约1／3的部队。十字军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逃脱，一方面是由于利用了夜暗，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穆斯林在瓜分从十字军营地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内讧。这次由于不顾后果的追击而引起的灾难，正好发生在安息人骑兵杀死克拉苏的儿子及其部队，包括高卢骑兵的几乎相同的地方。
在1119年的海布会战中，基督徒按照他们新近制定的原则对付骑兵弓箭手，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在一起，"两支部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支援，徒步弓箭手保护骑士，而徒步弓箭手则受到骑士长矛的保护"。但是，穆斯林也掌握了基督徒的要领，他们的轻型骑兵也以短剑和长矛冲锋。虽然这些没有盔甲的弓箭手对重型骑兵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与基督徒的弓箭手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既没有组织，而且装备也不适于突击行动。只有在十字军指挥官有效使用重型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失败，并安全撤出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的会战。
将近12世纪末，建在巴勒斯坦的小小的基督教政府面临着复活了的埃及帝国强大的力量。当时，埃及在精明的统帅和政治家撒拉丁的领导之下。他已经征服了叙利亚，正向巴勒斯坦进军。他统帅着军队中，除了传统的埃及重型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更加强大了的轻型骑兵。他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太巴列，但基督徒的大本营仍然坚持着。为了抵抗如此强大的入侵之敌，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内的所有军队，实际上，连坚守散布在国土内的城镇和城堡的驻军也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军队集中在太巴列以西16英里的一个叫做萨发里亚的村庄，但其领导人却对如何作战发生了争论。在他们的军队与撒拉丁占据的太巴列之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而且撒拉丁的军队已经掠光了该地区内的补给品，并破坏了水井。在炎热的夏季，在无水条件下行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争论的一方主张采取后勤战略。他们认为，补给品的缺乏势必迫使撒拉丁很快撤走。如果穆斯林统治者希望战斗，那么就让他们向西进军，来找十字军好了，只要他们能够在炎热和缺水的条件下穿过荒凉的乡村就行。如果基督徒必须冒险投人王国的全部军事部队来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一些部队驻守。但是主张战斗战略的一方赢得了争论，他们认为荣誉要求他们减少大本营的驻守力量，而且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撒拉丁的背后是加利利海。
在十字军进军太巴列的途中，穆斯林的骑兵弓箭手不断袭扰，降低了十字军行军的速度。下午，在距太巴列6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了撒拉丁的主力部队。敌人轻型骑兵的攻击已经迫使后方警戒部队停止下来与其战斗，而疲惫不堪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炎热的行军中耗光了饮用水。于是，指挥官决定宿营过夜。这一夜是在无水条件和对方持续不断的弓箭射击下度过的。撒拉丁的人还在上风处的草原放火，使烟雾遮蔽了十字军的营地，这更增强了他们对水的需求。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士兵和又饥又渴的马匹不得不与撒拉丁的整个大军作战。但是，就在两军接近时，基督徒的步兵却逃到了一座小山顶上，他们说他们要渴死了，而且疲劳得无法作战。穆斯林骑兵弓箭手进攻十字军的骑兵，其余兵力则向毫无锐气的基督徒步兵发起了冲锋，步兵很快就被消灭了。在如雹箭矢的打击下，十字军骑兵不久也投降了。穆斯林的弓箭伤了许多人，但只有一小部分受重伤，被射死的更少，因为他们的盔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由于忽视后勤而导致失败。但是，十字军还缺乏一起战斗的经验——这也是中世纪军队的特点。特别是，驻守城堡的步兵缺乏编组、指挥网、团队精神或凝聚力，也缺少能够使他们实施机动的任何协同。缺乏饮水和食物对精神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组织，则使步兵变得与乌合之众差不多。没有了徒步弓箭手，重型骑兵就无法对付对方的骑兵弓箭手。撒拉丁的精明管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优势，在弓箭射程之外避免了战斗，而让饥渴严重削弱了敌人人员、马匹的体力和精神；而且，撒拉丁这位经验丰富的帝王和统帅对其部队的补给也组织得很好。
消灭了基督徒军队的大部和要塞、城镇的守军之后，撒拉丁迅速夺占了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内地的大多数要塞。基督徒们仅剩下了几个港口，那里的坚固筑垒和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使他们保留了这些不稳定的立足点。但是，撒拉丁又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1191年夏天，一支新的力量强大的十字军渡海而来，并在海岸站稳了脚跟。在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腓力·奥古斯都]和英格兰理查一世国王的统率下，基督徒军队计划在进攻内地之前，先沿海岸向南进军，企图夺取耶路撒冷。撒拉丁则打算再次在敌人进军途中打击他们。他计划仍采用早先获胜的模式，使用骑兵弓箭手在途中袭扰和疲惫敌军，尔后再以主力进攻被削弱的敌人。
但是，果断的撒拉丁所面对的理查国王是一位可怕的对手。此点，从理查所拥有的"狮心"绰号即可感觉到。他在军事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和热情比民事方面更胜一筹，实践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而又谨慎的指挥官。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曾组织过一支小部队抵御骑兵弓箭手的攻击，从这次战斗中可以看出其对战术真谛的把握。在战线的前方，他配置了长矛兵，让他们单膝跪地，矛柄插入沙地，矛尖与对方的马胸平齐。在两个长矛兵之间，配置1名弩箭手，并在其后方配置另一名弩箭手，拉弦安箭；尔后，后面的弩箭手再站到前面，将原来站在前面的弩箭手换到后面拉弦安箭，如此不断轮换。几乎所有的战斗，敌人的骑兵弓箭手都在如雹弩箭面前后退，而且由于畏惧长矛战线，也不愿意靠近以短剑攻击。理查也以少量骑兵出击，但是他富有想像力地结合运用两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解决了白天的战斗。
理查国王在准备他的战役时，不仅充分运用了他的战术经验，而且记取了向太巴列进军灾难的教训。在他自己的军队向南机动时，他将骑兵和步兵各分成12个战斗群，将两个兵种的部队成对使用。接着，为了使两个兵种的部队达到较高的协同水平，他将12对战斗群编成5个大小不等的支队。由于他的军队早在6月初就登陆了，而直至8月下旬也没有开始作战，所以有时间相互熟悉，并适应这种组织形式。他计划紧靠海岸行军，以便由意大利海军控制的海上可靠地获得补给。撒拉丁的部队早已将理查国王军队行军道路沿线的食物和饲料横扫一空。理查国王打算部队以比较宽松的时间机动，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以便有较多的时间休息。撒拉丁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支补给充足、休息充分、组织合理的军队。理查国王命令补给纵队紧靠海岸机动，其外侧是12个骑兵战斗群，再外侧是步兵战斗群，如此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行军纵队。弓箭手都穿着轻便、便宜的防护服，就像骑士平常穿在盔甲下面的衬垫服。
行军刚一开始，敌人就开始了攻击。当时的一位人士描述道：他们"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装备有重型盔甲，但在速度上总占优势"。国工的表现就像一位指挥官一样，不停地沿着行军纵队前后巡视，禁止任何冲锋。据当时的人解释，这是因为"当你冲锋时，他们就逃跑，而他们的马匹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马匹更加敏捷；人们把它们比作灵巧飞行的燕子。当他们看到你停止追击时，他们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来打击你；他们就像令人讨厌的苍蝇，你只能把它们赶走一会儿，而只要你一停止拍打，它们便立刻飞回来了"。
由于后卫是军队最薄弱的部位，像翼侧一样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因此撒拉丁将那里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希望以此方法造成受攻击部队停止，从而形成这些部队与主力之间的间隙，逐步分割理查的军队。但是，经验丰富的理查在队形的后部不断巡视，以保持行军队形。当然，他也派了一些弓箭手朝后走，以便在运动中向敌人射箭。当时的一位穆斯林人解释道："敌人按照战斗序列机动；他们的步兵在我们与其骑兵之间行进，就像一道平行的坚固的城墙。每一名徒步士兵都穿着厚厚的毡袍"，就是那种垫在盔甲下面的衬垫。这种东西"如此坚硬，以致我们的弓箭在上面连个印记也留不下来"。这位穆斯林观察者还看到"许多人背上插着1－10根箭杆，但他们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进，没有一个人掉队"。于是，骑兵弓箭手瞄准远处的骑兵，"企图激怒骑兵，引逗他们脱离步兵壁垒。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骑兵毫不为其所动"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攻击开始使越来越多的马匹失去战斗力，而十字军骑兵也由于其被动和出于从属地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撒拉丁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来自对方弩箭手的箭矢"射倒了穆斯林军队的战马和人员"。最后，当理查的军队接近行军的终点时，要通过距海边仅3英里的一片森林。正如他所预料的，撒拉丁在此隐蔽了部队。但是理查国王早已做好了在这类地点战斗的准备。当撒拉丁的所有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以及位于他们前面的重型骑兵突然从森林中出现时，理查国王把自己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军队紧紧地掌握在手中。撒拉丁打算沿整个战线作战，但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后方；理查国王则计划在撒拉丁集合了他们的全部部队之后再以重型骑兵发起冲锋。虽然担任后方警戒的骑兵穿过了步兵队形，并在国王发出命令之前就发起了冲锋，但总体来讲，会战的进展基本还是按理查国王的计划进行的。在经过3次连续不断的冲锋之后，基督徒的骑兵把撒拉丁的军队赶进了森林。由于战场上的穆斯林步兵与骑兵互相挡道，致使骑兵与步兵的损失一样惨重。在意识到理查对战术非常精通之后，勇敢但又非常聪明的撒拉丁在基督徒军队恢复行军之后，未再进行新的战斗。
但是，理查的胜利并没有使他得到耶路撒冷。在向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途中，他发现撒拉丁已经破坏了沿途的所有庄稼，烧掉了牧草，水井被下了毒或被填死。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无法克服撒拉丁后勤战略所造成的困难，理查国王只好撤回其饥渴难耐的军队，打消了夺取耶路撒冷的念头。
由于中世纪的所有军事领导人均来自骑士阶层，所以指挥官均不重视步兵，不了解除攻城以外的步兵用法。不过，十字军时期把轻型步兵与重型骑兵成功结合的做法说明，这些指挥官能够克服他们的偏见，并解决了夺取胜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训练和骑兵行动重个体轻群体这种性质的束缚，中世纪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步兵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不管怎么说，步兵总是分散配置作为城堡驻军，或作为乡村民兵，也妨碍了他们进行成建制的训练；而且，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对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希腊市民民兵，比罗马的职业军队就差得更远。然而，对西欧来说，十字军对结合运用武器系统的理解，仍然是获得了重要的经验。
有关重装甲骑兵的分析
重装甲骑兵就是装甲具有承受一定攻击的能力，通过冲锋产生的速度、动量对敌人阵地制造
压制性的突破，主要用途是冲毁敌人阵形，打击敌人士气的超级骑兵、人肉坦克－－在冷兵器时
代，稳固的阵形是确保胜利的基础，高昂的士气是取胜的关键，一旦破坏了敌人的心理平衡和组
织基础，就相当于获得了胜利，所以，重装甲骑兵曾经是一个最昂贵最重要也最荣耀的兵种。
一般来说装甲材质的厚度、韧性、强度和覆盖面积都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保证骑士能够
承受一般的砍杀和弓箭杀伤。足够的厚度和面积就造成了巨大的重量，也就牺牲了机动性。蒙古
轻骑兵面对人数众多以重装甲骑兵为骨干的西欧骑士团的时候所得到的胜利，就是依靠机动性获
得的。
西欧中世纪的重装甲骑兵，装甲坚固，全身完全覆盖，甚至连眼睛也完全防护，这种装备很
显然不利于近身搏斗－－眼睛视野很小，基本上限制在正前方。这种制造模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重装甲骑兵在战场上的使用方式－－冲锋，掉过头来再冲锋，但是绝对不能停下来肉搏！中国出
现重骑兵的时间也是与西欧相仿的南北朝时期，人称铁浮屠。不仅人有人甲，连战马也全副披
挂，一个骑兵就好像是一座高大的战神雕像，当他们推进的时候，就好像钢铁的城墙迎面压来。
后来金人效仿制造了锁子马，几个重装甲骑兵用铁索连成一个作战单位，更增加了作战单位的稳
定性，但是由于进一步丧失了本来就不多的机动性，最终导致了失败－－甚至是败给了南宋的轻
装步兵。
重装甲骑兵的装甲很重，西欧比较极端的时代，如果一个骑士从马上摔下来，凭自己的力量
根本是站不起来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国家，重装甲骑兵的装甲基本上还是普通披挂装甲的延
伸，倒还是可以凭自己勉强的站立。重装甲骑兵的战马只用来战斗，平常行军以及负载其他战斗
和生活用具要靠扈从和其他马匹。一个骑士如果没有两名以上的扈从就会感到生存的不便，连上
下马、换马、穿盔甲都不能顺利完成（不排除某些体力超人的勇士能够自理，同时他们的马也是
体力超马的怪种－－很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就是单枪匹马的重装甲骑兵……）。
重装甲骑兵的骑士本身也只用于战斗。由于这个兵种极为昂贵，一个兵相当于十个以上的步
兵或者三四个普通骑兵，很少有君主愿意独自负担这个军队的建设及维持费用。最常见的做法就
是用贵族子弟组建骑士团，平时这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以及更加游手好闲的富裕流浪汉冒险家
们在各种名目的骑士训练营进行训练和比赛，战时按照阶级组成各种名目的骑士团，所有费用自
理、扈从自带、装备自备，国家只提供必要的粮食，但是酒肉之类一般也要自己准备。这些有钱
的骑士们吃肉喝酒，有的是体力，当然战斗力也强。不过他们也绝对不是冤大头，战争胜利之后
的战利品归各自的骑士团所有，国王不会插手。比较极端的时候，就连攻下来的城堡都被视为私
产，拒绝国王的重新分配。
中国的重装甲骑兵和西欧不同，据说是皇帝养着的。但是养着这些骑兵的皇帝也是那种部落
皇帝，他的财政和一般的封建皇帝不太一样，并不是得自土地的收获物，而是战争的掠夺，和弱
小民族的进贡。这些骑士也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本部落的，在当时，只要是和皇帝同一个氏
族，那就百分之百是贵族。
重装甲骑兵在行军的时候一般不会装甲，一方面是骑士自己受不了，另一方面是尽量的爱惜
战马，以便能够在冲锋的时候获得最好的效果，也是为了在冲锋结束后能够还有足够的马力逃回
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重装甲骑兵几乎无法进行奔袭，对于突发的遭遇战也缺乏反应时间。
用重装甲骑兵进行奔袭，在距离和地形上面是有一定天然限制的－－不能快跑，否则战马会
完蛋；不能太远，否则人和马一起累死；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根本不可能多带粮食的骑兵会很快
饥渴失去战斗力；不能上山道、进湿地、进沙漠、进森林、攻堡垒……还能干什么？只有偷袭，
就好像日本的源义经60骑兵从后方突破平家上万人阵地（不过这次战役的源家骑兵也不是真正的
重骑兵，他们至少可以下马爬山和穿过丛林）。他们总是需要慢慢地披挂、慢慢地上马、慢慢得
排队－－注意，由于动量太大，难以及时的刹车，没有良好队形的重装甲骑兵会发生严重的互相
践踏。如果在他们没有着装还处在行军状态的时候进行攻击，他们只有和扈从们一起轻装逃走，
能起到的也就是没什么组织的轻骑兵的作用，而且比一般的轻骑兵更加混乱。
重装甲骑兵根本是一个功能非常单一的兵种，除了冲锋的辉煌之外，其他的时候都是脆弱
的。所以，重装甲骑兵除了自己带有充当步兵和轻骑兵作用的扈从以外，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其他
兵种加以配合，基本不能独立完成一项综合的作战任务－－比如战役。当一支贵族组成的重装甲
骑兵在辎重车队的运载下，在重步兵（正规军、雇佣军、自由农、商人子弟、士族、军户等）、
轻步兵（奴隶、学徒、农奴、家奴、弱小民族、协从国军队等）的保护下，在弓箭手（正规军、
工匠、自由农、猎人、受雇用的游牧民等）的掩护下，在轻骑兵（正规军、雇佣军、边疆守备
队、贫穷贵族子弟、流浪汉、冒险家等）的远距离侦察保障下，终于抵达战场的时候，大家应该
已经和他们一样气喘吁吁了。他们驱赶着其他兵种快速的建立长矛和盾牌（有的是那种用车运载
的3米高的巨型盾牌）的外圈阵地、辎重车围成一圈的内圈阵地，并用弓箭手射住阵脚，用长矛步
兵（重步兵）顶住敌人的第一波骚扰进攻。然后，才开始慢慢的装甲、上马、排队。这个时候，
大量的轻骑兵必须不断的对敌人进行接触攻击，或者至少是佯装攻击，否则敌人如果从容的布置
好自己的防御体系，比如绊马索、连射的重型弩炮、鹿角刺和拒马坑，那对于重装甲骑兵来说就
会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当一切准备齐全，侦察的将领要明确的判断什么样的位置有利于冲锋
－－并不是所有的敌人阵地都可以进攻，准备的森严的、士兵冷静的、有足够长矛和弩箭的、已
经看起来动了土的、有牢固的木栅栏的、同样有重装甲骑兵的……最终，重装甲骑兵要冲击的是
敌人的薄弱部分，整个阵地的一个薄弱部分被冲垮了，敌人的末日也就快了。重装甲骑兵排列的
队形一般是横队，各个横队之间要保持数十个马身，以保证后面的马不会因为无法停住而发生
“追尾”。这样一来，要是想铺开5000重装甲骑兵，就需要很大的战场面积。如果攻击面也就是
敌人的薄弱部分长度为500米，那么就是200名骑士一个横队，一共25队，这个方阵就要500m ×
1200m的面积，这种冲锋如果没有足够的重步兵和轻骑兵掩护，侧翼就会变成敌人的重装甲骑兵的
进攻目标。重装甲骑兵基本上是一击必杀的，冲锋一次之后，必须用很大的回旋半径才能反过来
进行掉头的冲锋。在运动过程中，减慢速度就是自杀，保持速度就要有很大的转弯半径，如果遇
到敌人阵地内的各种对付骑兵的障碍物，就会被冲散队形。一旦有个别的重装甲骑兵被步兵围
住，就会很容易的被宰杀或俘虏。重装甲骑兵是不能用来追击的，他们的战马只能用来冲刺，超
过一定的距离就会失去体力，他们的动量大不能灵活的转向，视野小容易遭到伏击，不够灵活不
能适应肉搏和俘虏敌人。一般的弓箭是无法伤害重装甲骑兵的，但是，“强弓”、弩箭、英国长
弓使用重箭头、炮弩、投矛器等等重型的发射武器还是能够造成损害的，而且也很少有足够坚固
的精钢装甲可以在很近的距离（如果弓箭手拼命不躲开的话）抵挡普通的弓箭。一般臂力的砍杀
不会对重装甲造成大的破坏，但是装甲接缝和连接部分会有一定的遭受攻击破损的几率；很大力
量或者借助重量回旋攻击的狼牙棒、铁棒、铁褡裢、铁锤、重斧头、重剑、镗、槊、鞭、锏等重
量武器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打击重装甲骑士的头部和胸部－－攻击头部使之晕眩、攻击胸部使之窒
息，其他部位基本无效。骑士的武器一般是很长的冲击用的矛枪，以及很长很重的刀、斧。第一
次冲锋使用长矛，回来的时候使用刀、斧。
西欧的重装甲骑兵到火枪出现以后就基本不存在了，中国的重装甲骑兵到了唐朝就基本绝
迹，宋朝的时候还曾经嚣张过，但是被岳飞很轻松的用最简单的步兵散兵战术和障碍类武器搞定
了－－岳飞是古代战争史上少见的骑兵出身，但却最擅长用步兵战胜骑兵的天才将领，擅长轻骑
兵战术的金人错误的使用重装甲骑兵当然不会在岳爷爷那里讨到好。重装甲骑兵的互相攻击简直
就是灾难。除了互相冲锋，恐怕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作战方式了。冲过去，再冲回来，人越来越
少，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双方精疲力竭才鸣金收兵，很难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如果有一支哪怕只
有很少的步兵配合，设立粗陋的阵地，恐怕对方也要多少处于下风了。蒙古人的轻骑兵面对看起
来非常强大和威猛的西欧骑士团们，采用了远距离用弓箭骚扰，并故意暴露弱点的骚扰战术，等
到重装甲骑兵气喘吁吁的冲上来，他们一哄而散；对方只要重新列队，他们又过来远远的射箭。
重装甲骑兵本身并不装备弓箭，一旦他们冲上去，他们的后阵－－扈从、弓箭手、步兵们就都暴
露在蒙古人的重骑兵攻击下（蒙古人的重骑兵只不过是装备比较厚重，但也基本上是皮甲和重要
部位的少量的钢质甲片，基本上和欧洲的轻骑兵或者上马步兵是一个防护档次）。往往一场战役
打下来，没有头也没有尾，十天半个月是常事。这边的战役没有结束，蒙古人突然一夜之间从面
前消失，等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自己后方攻下好几个城堡了！蒙古人的后勤保障十分
简单－－每个士兵都可以靠着简单的肉干、淡水、野菜、马尿等欧洲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保持战斗
力数个月，他们可以从莫斯科出发，马不停蹄（一人二马）的用半个月时间奔袭到匈牙利，也可
以穿过险阻的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波兰的平原上。对于这样的敌人，缺乏组织和统一的欧洲
无法与之对抗，尤其是蒙古人还拥有俘虏的宋人的更加匪夷所思的攻城技术和化学武器，这就是
简陋的欧洲城堡完全显得不堪一击。对于这种敌人，不仅重骑兵的战术和兵种已经不合时宜，就
连整个欧洲的国家政权形式能否保障自己的安全也值得怀疑了。几乎同一时间，百年战争中的英
王亨利五世用三千英国长弓手－－就是后人称为“小精灵”的那种妖怪－－击溃了不可一世的两
万法国骑士，这种辉煌的战绩一方面来自于片面相信重装甲骑兵威力的法国国王的愚蠢－－他驱
赶自己勇敢的骑士冲向敌人准备充分的拒马阵地，并忽视了可以穿透重装甲的英国长弓的重箭；
另一方面则是英王成功使用多兵种配合，并运用轻骑兵战术对敌人后方进行骚扰和引诱的结果。
从这次战争之后，重装甲的骑兵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辉煌的主角变成了次要的配角，最终
完全被火枪手轰碎。
中国的重装甲骑兵好像也只有南北朝的铁浮屠能够真正的称为重装甲，由于本身出身于游牧
民族，重装甲骑兵的拥有者很容易的就意识到了这兵种的缺陷和成本，也由于亚洲人本身的体能
限制，很快的就改良了重装甲的配重，使他们可以更多的依靠自己，而不是扈从。后来的战场
上，尤其是隋末唐初，重装甲骑兵也曾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时候的重装甲骑兵已经成为了相对
概念－－他们是装甲更加完备的轻骑兵，他们有灵活的四肢、强大的弓箭或马弩，不需要更多的
扈从，不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他们是精挑细选的强壮的老兵和武术高手，他们可以长途奔
袭，因为他们的重量可以被一般的马匹承受而不一定非要精良的战马，他们可以下马战斗，也可
以跋山涉水。这种重骑兵的装甲只是重要部位加厚而已，更多的保护来自他们手中的重武器和严
格的团队作战，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是速度和机动性仍然不如轻骑兵，而且面对长矛步兵组成
的方阵和弓箭手的箭雨仍旧缺乏对策，他们最终还是用来充当近卫军和战役最后的决定性力量，
但绝对不是战场上最经常用到的兵种。往往他们还没有出现，战斗就已经结束了。随着唐朝期间
的不断对外扩张和内战，轻骑兵，尤其是贫穷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渐渐的显露出大集团运动作战的
明显优势－－是的，轻骑兵可以单兵种完成综合任务，重骑兵则不可以。面对轻骑兵和渐渐成熟
的步兵方阵战术（中国有名的“阵法”），重骑兵越来越成为仪仗用具，退出了中国的战场。